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6年移居台北，1990年逝世于台湾。

钱穆评文学，杜甫高于李白

钱穆《中国文学史》共31章，他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共计12万字。讲稿出自上世纪50年代，是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的讲课记录。该书由钱穆的学生叶龙记录整理完成，尘封60载后才获出版。

叶龙回忆，钱穆讲《中国文学史》，自言是以“死者的心情写死者”，亦即以悲凉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前一个“死者”是指钱穆面对“新文学新生，旧文学已死”的文学环境，满心悲凉；后一个“死者”是说香港殖民地色彩浓厚，西方文明滚滚而来，中国传统文化更难有立锥之地。

但钱穆在悲凉的心境下讲古代文学，却讲得个性十足，妙趣横生。比如他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具有独特创见。他对曹操评价很高，《短歌行》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认为是一首普罗大众的平民诗，轻松而又亲切，并认为，“后来的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作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

和其他文学史更注重严谨不同，钱穆评价名家简直活灵活现。他说“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他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不仅如此，钱穆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如“李、杜”齐名，钱穆认为杜甫为高，因为杜甫的精神人格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香港授课笔记，被学生珍藏60年

钱穆的这份讲课笔记，被学生叶龙珍藏了60年。今年已88岁高龄的叶龙，专门研究清代桐城派，退休前是香港能仁书院院长。

《中国文学史》特邀策划、深圳记者刘悠扬回忆，她是通过朋友结识了叶老，2014年初来到位于香港青衣岛的叶老家中做客，才得知他一直珍藏钱穆当年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记，十几次搬家都不舍得扔。

“笔记本是简陋的牛皮纸封面，窄窄的横行，像是算术本子。”刘悠扬说，叶老的字迹端正、秀气，不太像男孩子写的字。他能把钱师所讲全部录下，不仅因他独创了草书，写字极快，而且因他是江浙人，钱师讲的无锡国语，他百分百能听懂。“叶老还告诉我，他在新亚书院上学时的课堂笔记要打分，当时得了最高分。钱穆后来有各种演讲，经常叫他去帮做文字整理。”刘悠扬说。

1990年7月30日，钱穆与叶龙于台北素书楼合影。拍完这张照片不到一个月，钱穆去世。

刘悠扬还听叶龙回忆，在新亚书院，钱穆曾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但因时局飘摇，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但叶龙幸运地留存了这些讲稿，更留存了关于恩师的许多记忆。钱师身为校长，但授课绝不马虎，事先做足了备课的功夫，每次来上课，必带一叠卡片，最少也有三四十张，上课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就算讲同一门课，不同时期也会有诸多不同。叶龙说，钱穆会随时随地把自己的最新发现、最新思考添加进来。“有的教师一本讲义用一生，退休以后再出版。钱先生不会，他不停地备课，很用心。”

大师有疏误，老编审来挑错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讲稿此后在《深圳商报》进行了连载，“叶老是个老派文人，活在过去时代，有作品发表，他也认为第一时间应该给纸媒。”刘悠扬说。连载进行了约50期，每期一千多字，总共发表了书稿的一半左右，这对叶龙来说如同完成了一桩人生大事。

其间，叶老又获意外之喜。华夏盛轩图书副总编辑张万文回忆道，2014年3月底，他陪作家阿来到广州领奖，后来参加一个朋友饭局，席间得知《深圳商报》正在连载钱穆的《中国文学史》，立刻决定要出这本书，“太好了，我们要马上联系叶先生。”

张万文打通了叶龙的电话，老先生听说出版意向后，特别激动。叶龙随后分三批交付整理稿，稿纸誊写，繁体竖排，全是他一笔一画写的。书稿整理、校订历时一年多，几位老编审、学者更被请来给钱穆挑错。

胡双宝是北京大学出版社资深编审，今年84岁。“钱先生对于所讲的问题烂熟于心，但难免临时有一些疏误。”他说，而且记录人的记录、按语也有一些错误。比如《第八篇 楚辞（上）》，里面讲“二南”时，提到陈国的位置。原稿写的是“桐柏山的东南方即陈国”。胡双宝审稿后提出位置有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桐柏山的北面即陈国”，并给出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为证，还亲自为这一条做了注释。

个性化文学史，如今难再现

《中国文学史》个性十足，让今天的学者感叹这样的文学史已难再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他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欢钱穆这样“自作主张”的文学史。“在我看来，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认为，《中国文学史》简单的寥寥数语，详尽的则细细考论，对均衡不甚讲究。“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误听、漏记也总是难免。要是拿专著的标准来衡量，会觉得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他认为，但笔录有笔录的好处，老师在课堂上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

在学界看来，该书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好处恰恰在于它活泼、亲切，可以作为导读、助读，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伯伟更是直言不讳，现如今，满目都是正襟危坐的文学史，这种有个性的文学史倒是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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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 艺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