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蓬各自远：李白对杜甫无情吗？

天宝三载夏，李白与杜甫首次相见，结伴打猎；次年，他们二度小聚；之后便各自沉浮于命运，无缘再会。文士往来原本平常，尤其在骑马仗剑走天涯的唐代。但因为当事人分别是诗仙、诗圣，这段交往便被后人越来越关注。且随着今人“思想解放”，一些匪夷所思的诠释频频出现，如指责李白对杜甫冷酷无情、诬杜甫单恋李白、更有将李杜交游演绎为同性恋情等。正是“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又正是“你心中的一切便是你眼中的世界”。

作者辛上邪

李白

李杜关系的一个令当代某些读者诟病的“重要证据”是互赠的诗作篇数不匹配。在两人传世的诗文中，李白写给杜甫的有三首，杜甫写给李白的有十五首。多有人对诗篇数量大做文章，认为李白轻视了杜甫；亦有人为李白鸣冤，理由是数量不代表质量。批评、解释都大可不必。三首、十五首这些数字无论怎样都不会准确，因为二人作品中传世的比例都不大，焉知那些流失的作品中没有李杜给对方的赠诗？二人传世作品的状况也不同。李白的集子是其亡故后，族叔李阳冰帮他编辑的，而杜甫的诗集在其中年就已经流传开，晚年时杜甫又亲自编过自己的诗集，因此李白的诗肯定不少佚失，而杜甫的诗作保留得相对较好，尤其是那些他所看重的作品应该基本被流传下来。由此可断，李白写给杜甫的不一定只有三首，当然，杜甫写给李白的也不一定只有十五首。

不过，即使三首、十五首数量无误——李杜互赠的诗数量的确不均衡——也符合常理。常理有二。其一，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年龄差距算半代人了。两人相遇时，尽管李白已从玄宗处失意离开，但亦已名满天下。要知道，当年玄宗招李白入宫，就是因其盛名。李白的名气不仅仅在于他的才情，更有其真性情。李白“轻财好施，重然诺，讲义气”，“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为人豪迈，好打抱不平，喜欢无功利地广交良友；又喜欢仙道，在将道教奉为国教的唐代，求仙学道无疑是时尚主流之一。凡此种种，再加上其斗酒诗百篇的功夫，又有贺知章对李白“谪仙人”、“金龟换酒”的背书，李白早已光环重重。入招之后，翰林生活虽不如意，玄宗也未重用、只是令其赋诗作词，最终赐金而还，李白的名气却更大了。笔记小说中载有，李白曾自我介绍为“曾得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抹靴，贵妃捧砚。”无论李白是否说过这些话，此言不虚。因此，李白和杜甫初见时，杜甫是“小友”，如同李白见孟浩然、贺知章时的身份对比一样鲜明。

孟浩然比李白大12岁，与李、杜的年龄差异相似。李白28岁见孟浩然时，孟浩然早已是那个年代的文学明星。虽未金榜题名，但孟浩然与王维、张说、王昌龄、张九龄等文学、政坛名流交游广泛——张说是宰相、还是玄宗的亲家，张九龄也是宰相——孟浩然本人则年级轻轻就以诗句闻达，又深具个性，故李白见孟浩然时，是呈仰视态度。李白很热情地写过两首诗给孟浩然，一首表达敬仰，开篇即是“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以李白的散逸傲气，不会怎样赞誉他人，可尽管他用平缓的口气书写自己的热爱，却仍称呼孟浩然“夫子”，足见孟浩然在其心中地位。另一首送别，是李白听说孟浩然要顺江而下去广陵，便邀他中途靠岸，短暂相聚几日后，孟浩然继续舟行，李白写下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孟浩然的存诗中，却未见他赠李白的诗。

如果换在现代，人们便很容易理解——李白与孟浩然和杜甫与李白的关系如同刘德华刚出道时去见周润发。发哥和气豁达，可内心中肯定不会有太多与华仔密切交往的热忱。相较孟浩然对李白，李白还至少给杜甫写了三首诗。而再相较李白传世的诗中给自己的偶像孟浩然的才写了两首，那么留有给杜甫的三首，是否很能平复一些怨词呢？

杜甫见到李白时，李白皇帝身边“退下来的人”，杜甫却还无缘见天颜。杜甫佩服李白之处恐怕也不仅是才华，更有其传奇的经历、丰富的阅历、广泛的人脉等。仿佛初出茅庐的毕业生预展宏图却根本找不到门路，遇到曾经沧海、魅力十足的兄长，心生亲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加上这位兄长又赏识自己、愿意带着自己一起打猎、饮酒，岂有不喜出望外之理？以杜甫的出身、才华，所能亲近的“名人”也不止李白，其《饮中八仙歌》中除提到李白之外，尚有：德高望重的贺知章，少年时以文名的天才苏晋，“草圣”张旭。李适之和李琎，皇亲国戚，李适之是宰相，李琎是玄宗大哥宁王的儿子，擅击鼓，玄宗厚爱之。崔中之，玄宗龙潜时助其平定太平公主的功臣崔日用之子，其姿态秀雅，被杜甫形容“皎如玉树临风前”，玉树临风一词即典出于此。想与这些人中之杰交往、寻求交集，是人之常情，常理二。

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仙、圣二字不止体现其作品、文学地位，更是其性格之写照。李白一生结婚三次，不恋妻室，四海为家，飘逸之事不胜枚举，连其出生地在何方、姓氏如何、家谱传承皆无定论，甚至有学者考证李白是胡人、非汉族。杜甫则截然相反，系出名门，从小受儒家教育，忠心报国，又不失对家人之温情，即使在战乱中，也要请假回家去看看老妻幼子，还不忘记带些暖心的礼物，“粉黛亦解包”。两人的不同一目了然，他们对待人事的态度自然不同。李白写给杜甫的诗中是雪泥鸿爪的无常，“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是“昨日之日不可留”、“明朝散发弄扁舟”的一脉相承。而杜甫回忆李白仍是儒家的乐观期盼，“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无穷与永恒的体现。

退一步说，即使如一些人所愿，李白和杜甫唱和频繁、交游密切，他们的诗酒文章也敌不过十二年后的安史之乱。在马嘶人喊中，在战争的洪流中，他们，与万万千千的其他人，只能是“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而真的能在那场死亡数千万人口的战争中尽了杯中酒的别离，恐怕甚是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