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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逢时又不善社交,杜甫也并非生来就是“诗圣”

2019-08-21 09:40 编辑:TF018 来源:北京晚报

杜甫的故事最近被搬上了话剧舞台。

作者: 袁新雨


话剧《杜甫》资料图。阎彤摄

在后人的评说和演绎中,杜甫是忧国忧民的“诗圣”;他的诗客观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及衰,同时反映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变化,故而被称为“诗史”。这位被人称为“诗圣”的唐代诗家人生经历颇丰,为后人津津乐道。

有一段时间,杜甫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登高》一诗旁的插画被人加以改造,以此为蓝本画上其他细节,一时间出现了各种身份的杜甫,有开坦克的、拿着狙击枪的,还有抱着滑板的杜甫。后来,随着当代网络文化的盛行,今人开始用时下流行的语言解读中国古代文化人物,杜甫被解读成了单方面崇拜李白的“迷弟”。其实,杜甫之所以获得这些身份,大抵都缘于他的诗作。杜甫能成“圣”,也有赖于后人对其诗作和经历的研究。

杜甫首先应该是一位标准的古代士大夫。在杜甫的年代,诗人想要出人头地,一方面需要参加科举考试,还要有朝中权臣或者文坛领袖的推荐。

杜甫来到长安之后,却没有在社交方面取得前辈李白那般的成就,也就没有机会“且放白鹿青崖间”了。在权贵间游走,让杜甫产生了满腹的委屈,终于有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这首诗中,他向唯一赏识自己的韦左丞吐露心声,把自己之前的日子总结为“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常年羁旅、不得不结交权贵,甚至要“乞食”残羹冷炙的辛酸跃然纸上。杜甫之所以没有放弃,正是出于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入世愿望,希望以自己所学,来服务君王,造福苍生。所以,杜甫才在这首诗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生不逢时”的评价似乎适用于每一个在安史之乱前后想为大唐服务的文人,但对杜甫来说却显得尤其合适。在杜甫辗转长安五年之后的天宝十年(751年),唐玄宗李隆基连续举行了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的三个盛典。杜甫将此视作“最后机会”,由此写成了三篇《大礼赋》。呈上文章,杜甫竟然名声大噪,奇迹般地得到了赏识。之后,杜甫做了官,也因此和家人暂别,他将家人安置在了奉先。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之后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自长安赴奉先与家人会合。根据自己一路所见,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世人皆知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出自此诗。

之后,杜甫又得新皇肃宗赏赐了负责进谏和举荐的左拾遗一职,任上因上书营救此前惨败于叛军的宰相房琯而触怒了肃宗。虽然免去死罪,但被贬官往华州(今陕西渭南)任司功参军。在去华州的路上,杜甫途经新安县、石壕县和潼关,写下了《新安吏》《石壕吏》以及《潼关吏》。惨败之后,朝廷为充实军队竟然强拉民夫,使得民间许多家庭离散。杜甫有感于此,写下了《新婚别》《垂老别》和《无家别》。至于晚唐,时人孟棨所著《本事诗》的“高逸”部分中记载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杜甫获得“诗圣”的称号则是在其身后。根据学者的研究,杜甫之后的韩愈、元稹、白居易都在诗文中抬高了杜甫的地位,晚唐时也有人将杜甫与神话传说中主宰文运的天上星宿“文昌星”等观,后唐冯贽《云仙杂记·文星典吏》则“虚构夸饰”出了一则怪谈,解释了杜甫文才斐然却一生清贫的原因。

至于宋代,崇理尚学的宋人不断提高杜甫的地位,甚至出现了以杜甫为祖的江西诗派。大儒朱熹则在《王梅溪文集序》中将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及范仲淹并称为“五君子”,视为古今“君子”典范。之后,秦观更是将杜甫与韩愈列入“圣人”行列。南宋朝有位一生耿介的诗论家张戒,人生经历与杜甫颇有相似之处,也赞杜甫道:“微而婉,正而有礼。”认为杜甫“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

元代,元好问提出了“杜诗学”的概念。到了明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杜诗研究也更趋于审美。在社会发展的刺激下,彼时文坛愿意缔造一位“圣人”,经由前代研究、推崇而来的杜甫,终于在当时的文坛领袖陈献章的《随笔·其六》中成圣:“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少能兼。”至此,杜甫从空有诗才而难得赏识的文人,通过自己的创作和后人的研究,终于成为了“诗圣”。

 

原标题:杜甫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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