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五岁传习所，昆曲依然

2016年7月31日，最后一位“传”字辈吕传洪在苏州去世，年届百岁吕老的仙逝，标志着昆剧传习所的一段历史彻底谢幕。也就是在这个月，一代昆曲传习所掌门人顾笃璜的传统剧团正式成立并首演成功。可以说是巧合，也可以说是时势而为。

作者：王道

苏州昆剧传习所旧址五亩园。

2016年，昆曲又迎来一波热潮，因为汤显祖逝世400周年。

九十五年前，在昆曲这门艺术行将消亡之时，一批曲友倾力投入并出资，在苏州桃花坞一隅用做寄放灵柩的地方办起了传习所，当时说是阴气很重，但颇有意味的是，从这里走出来的44位“传”字辈学员却成为中国昆曲的中坚力量，可谓“死而后生”。

只是，面对昆曲以后的传与习，有人乐观，有人悲观，有人支持创新，有人坚持传统。昆曲何去何从，昆曲将走向何处？九十五岁的传习所往昔，或许是一个值得追溯的范本。

一、二十年代，全福班绝音，穆藕初筹办传习所

早期被称为水磨腔的昆曲在明朝中叶开始渐渐流行，并进入全盛时代。用顾笃璜先生的话说，从此风光了两百多年，但在经历改朝换代后的道咸间的百余年中又遭遇了由盛到衰的大波折。到了民初，在苏州四个大班最后只剩下了全福班。四姐妹曲友之张允和曾为记录全福班撰文《江湖上的奇妙船队》：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同一年中先后死去。为了国丧，全国的大城市停止了各种戏剧和其他文娱活动。苏州城里，“文全福班”（又叫“坐城班”）也无法演出昆曲。这样一来，整个戏班断了生活来源，不得已和“鸿福班”（又叫“江湖班”）合作，大家走江湖去。虽然生活是艰苦的，但是演员的阵容扩大了，文戏和武戏的剧目更为丰富多彩了。

江南一带水网密布，全福班以船为载体，其演出前后到过六十六个码头。

这个戏班的水上路线有相对固定的两条水路，早在四百年前，水上昆曲的模式就形成了，还是这两条水路，只是世事如戏，心情早已经沧桑巨变。白天惟妙惟肖地扮相着帝王将相、良臣奸相和才子佳人，到了晚上他们则蜷伏在船上，思乡念家，为生计谋。

全福班的老艺人们最后一场戏于1922年8月在苏州长春巷演出，沈月泉、沈斌泉、许彩金、尤彩云、曾长生、范荣生等出场，名家荟萃。但此时戏装破旧，艺人潦倒，就连自备的靴鞋网巾都残缺不全，衰势难遏。没多久，全福班就报散了，名角正净程西亭吊死在了苏州老郎庙，正值壮年的名旦徐金虎贫病倒毙在上海弄堂的垃圾箱旁（据《昆剧漫笔》作者顾笃璜）。

早在1920年，苏州全福班在上海新舞台演出时，曲友、企业家穆藕初带着教他昆曲的俞振飞前往看戏，看见演员“尽鸡皮鹤发之流，深慨龟年老去，法曲沧夷，将湮灭如广陵散矣。”深为感慨。

留美归来的企业家穆藕初接触昆曲后很是喜欢，他慕名从上海赶到苏州补园，园主人即曲家张紫东，家中三代传唱昆曲，并邀曲家俞粟庐为住家曲师。常来补园请教俞粟庐的还有过云楼顾家公子顾公可，。顾东吴大学毕业后痴于昆曲，据说颇令家里不满。父亲顾鹤逸为吴门画坛祭酒，对于拍曲并不反对，如顾公柔、顾公硕都曾披挂上阵，偶尔玩票可以，像顾公可那样全心投入未免可惜，家里希望他能学有发挥，并继承家学。

不过，当1921年穆藕初到苏州与人筹办昆剧传习所时，顾鹤逸还是接见了穆藕初，并写画山水扇面相赠，可见他对复兴昆曲亦是支持，。后来苏州第一个女子曲社幔亭曲社即在顾家怡园成立。再后来，顾笃琨在传字辈艺人最潦倒的时候还曾把他们请到家里教戏，度过难关。顾鹤逸之孙顾笃璜更是成为了恢复后的昆剧传习所的掌门人，一生倾力，不是一个缘就能说尽的。

二传习所初成：科班而注重文化教育

昆剧传习所创办人张紫东。

昆曲于苏州发源，即使是在没落时期，也还有着广泛的观众基础，当时搬迁到苏州的合肥四姐妹家庭即是一个缩影。在全福班走向末路，昆剧传习所尚未创办时，张允和就记得，痴迷昆曲的父亲因为重听，常常是带着比她个子还高的曲谱去全浙会馆看戏。近百年前，张家先祖张树声接任江苏巡抚，在苏州府内养有一个可以演出全本《牡丹亭》的戏班。父亲这一代因为担心女儿们年节期间，贪看仆人们赌博，就在春节里找了一位尤彩云老师前来教曲，尤彩云是后期全福班演旦的，后因目疾，不能演出。

没多久，尤彩云就成为昆剧传习所的专业老师，这里走出了著名小生顾传玠，顾传玠后曾到张家教戏，并娶了张元和，成为昆曲伉俪。

在苏州，像这样的名门望族热衷于昆曲艺术的还有不少，如祠堂在狮子林、家宅在桃花坞的贝家，即建筑学家贝聿铭家族，贝聿铭叔祖贝晋眉毕业于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染织科，但他和兄长都喜欢昆曲，曾向全福班名生沈月泉学艺。日后，沈月泉也称为昆剧传习所的老师，贝晋眉则成为传习所的创办人之一。

桃花坞位于古城门平门内，在东北角一隅有故园五亩园，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到了民初为暂放棺柩的慈善机构。

有关传习所的创办，有多种说法，但创办人以曲友贝晋眉、张紫东、徐镜清、穆藕初等人为主。选出了一批董事后，推举苏州道和曲社曲友孙咏雩为所长。五亩园场地和十几间房子是借用的。

教师的聘任则多来自于全福班的名艺人，如沈月泉、沈斌泉、许彩金、尤彩云等。当时还请了文学、国文、英语、算术等教师，这是培养昆曲演员的一次创举。顾笃璜先生认为，“科班而注重文化教育，是一大进步，这自然和创办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有关的”。

关于招生计划，说原计划招学员三十名，三年结业成立戏班。穆藕初则主张增加招生为五十名，五年制，经费由他筹集。俞振飞曾回忆，“为筹集办所资金，穆藕初发起上海与苏州曲友举行会串，义演三天。曲友们说：‘既为昆剧传习所义演，其意义非同寻常，因此务必要请穆先生粉墨登场。’穆藕初的昆曲仅学了一二年，平时参加同期清唱则可，而登台串演怕要出丑。经过曲友们的鼓动，穆藕初动心了，于是在1921年的夏天，邀请了沈月泉老师、谢绳祖和我到杭州灵隐韬光寺，闭门学戏。在那里整整一个月，穆藕初学会了三出戏的身段动作。1922年春季，在上海会串三天。票价颇高，每座5元，包厢200元。穆藕初亲自向海上绅商推销票子，为昆剧传习历筹集了一笔可观的经费，也扩大了该所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穆公这一盛举，可以称之为昆剧传习所的开学典礼，宣告了昆剧“传”字辈的诞生，在昆剧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当时招生的学员都是昆剧艺人和六局行当的贫家子弟，年龄自九岁之十三岁不等。招生不收费，提供膳食并发放学习用具。当时的课程规定：早晨吊嗓，上午练拳术、身段排练和学习文化。下午背曲文和拍曲子。音乐课则每天发笛子，必须会吹笛子，其他乐器可以自选。

最后的传字辈吕传洪回忆自己9岁时进入传习所，“当时有两苦：生活苦、学习苦。五亩园是存放棺材的，晚上大家睡在地板上都很害怕。还发生过吓死小师弟的事情。每天早晨六点起床走脚步，然后练武术，上半天写毛笔字、熟悉工尺谱，下半天拍曲。大先生沈月泉教小生，二先生沈斌泉教副、丑、净。”

条件简陋，教、学用心。一年不到，这些学员们的技艺大为提高。当时正逢张紫东母亲大寿，穆藕初在苏州韩顺兴戏衣店置办了行头，在张家他们第一次登台演出。顾传玠演了《见娘》里的王十朋和《惊梦》里的柳梦梅。沈传芷演的是《起布》里的吕布。沈月泉的儿子沈传锐演的《三挡》里的秦琼，他是个技艺精湛的武生，可惜未结业就病夭了。顾传玠的哥哥传琳也是在后来的演出时过早病逝。

1924年，穆藕初从请来了上海曲友王慕喆为学员取艺名。学员统一以“传”字排行，第三字以名字偏旁来分别角色家门行当。小生用“玉”字偏旁，如顾传玠、周传瑛；旦行用“草”字头，如沈传芷、朱传茗、方传芸等；老生，老外，副末、净用“金”字偏旁，如郑传鉴、倪传钺等；付、丑行，用“水”字偏旁，如王传淞、华传浩等。其间也有过变化，如沈传芷最早为小生，取名传璞，后改旦角为传芷。

首演成功后，新一代的昆曲面孔开始在苏州青年会戏院演出，边演边学。次年，传习所部分演员受邀到上海曲友徐凌云家中演出，梅兰芳也参加了演出，效果颇好。徐凌云将徐园借给传习所作为公演场所，收入充于办所经费，演出几个月后，大家信心倍增。

三顾传玠与新乐府、仙霓社的起落

顾传玠1924年演出照。

1927年，穆藕初因企业不济，无法再支撑传习所经费，但他联系了同行严惠宇、陶希泉接办传习所。他们投入了两万四千元定制了全套的行头，成立新戏班，取名为新乐府，正式登上上海的大世界舞台。演员们演出时继续学艺，还向京剧艺人学戏，如周宝奎、林树森、盖叫天等，学的都是保留在京剧舞台上的昆戏和吹腔武戏。由此戏路大开。不少戏还请了名家修改和编剧，如赵景深的《白罗衫》，吴梅的《湘真阁》等。此时，学员们的剧目从结业时的六百多折戏，已经积累到七百多折戏。观众也觉得耳目一新，形势一片大好，完全不会想到接下来急转而下的复杂局面。

张允和到了晚年时回忆说，大姐元和喜欢顾传玠，而爸爸也喜欢顾传玠的戏，家里的弟弟们也都是他的好朋友，但大姐却迟迟不敢公开爱恋，为何？因为当时曲友们多是有身份的阶层，演员却还是“戏子”的角色。后来两人成婚时，上海报纸用的还是“下嫁”一词。由此也就为一个新生的昆曲戏班埋下了隐患。

顾传玠出身私塾之家，十几岁与哥哥入传习所，在课堂上被老师称为“小生作台”，常常作为领唱，并由他吹笛。顾传玠刻苦求精，文武戏皆能求进角色，演《太白醉写》几乎令人误以为他是真醉了酒。有一次演崇祯帝唱到“恨只恨，三百年皇图一旦抛”，匆匆下台，一口鲜血而出。此后再不敢轻易演《分宫》。

新乐府成立后，顾传玠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偶像级的角色，他与朱传茗搭档，生旦之美，天作之合，吴昌硕为之题联：“传之不朽期天听，玠本无瑕佩我宣。传随李白花闲想，茗倘樵青竹里煎。”当时严惠宇、陶希泉有捧角想法，给予了顾传玠高薪酬外加绸裘华饰，以及包车待遇。由此矛盾也跟着起来了。

但顾传玠似乎别有想法。严惠宇对他厚爱，愿意资助他成就其他事业。于是顾传玠按照自己的选择入了新学。也或许是与张家姐弟们熟识了，让他决心入新学辞别舞台。
顾传玠离开新乐府，从此新乐府一蹶不振，严惠宇、陶希泉与之的合作也告结束。演员们必须自力更生。他们更名为仙霓社，并购置了自己的行头，继续行走在上海的大小世界里。到了1936年，时局动荡，民生凋敝，仙霓社随着灵魂人物施传镇的病逝陷入了谷底，不少人纷纷转业求生。虽然后来又几经折腾，历经抗日战争，仙霓社维持到了1944年4月宣告解散。“传”字辈纷纷加入京剧、苏剧、现代戏等，零星的以教戏为生，更多的是朝不保夕，赵传珺贫病交加冻死在了上海街头。

顾传玠虽然离开了昆曲舞台，但他几乎是逢义演邀请即到，有一次在昆山为救火会募捐义演，顾传玠要演《见娘》、《惊变》、《埋玉》等戏，全是元和父亲张冀牖的最爱，元和电话通知家里，爸爸带着全家包车去昆山住宿看戏。也就是那一次义演，让两人朦胧之中明白了关系，后来因为抗战两人最终都留在了上海。当张元和鼓起勇气致信在合肥避难的爸爸吐露心声时，遗憾的是父亲突然病逝，未及得知。但两人还是继续着订婚、结婚。西式婚宴上，传字辈的兄弟们赶来祝贺，方传芸演《送子》道贺，演完后还将喜神娃娃送给新娘元和，娇羞喜悦。

婚后的顾人在商界，但却时常活跃在曲界。抗战后，两人又与传字辈演员为欢迎汉学家费正清演出，张元和的一出《埋玉》令人心动。后来，两人去了台湾，顾志成（传玠）经商多有不顺，思乡更浓，波折之余两人以度曲解郁，只是顾志成擫笛多于唱曲，笛声悠扬，其中亦有几多凄楚和不堪。1965年，顾志成在台湾病逝。
自此，张元和感叹“在台湾黯然神伤演’埋玉’”，更是以昆曲为业，终身普及。

四曾经的北京昆研社，
曾请传字辈北上教戏
充和宗和都是主力昆友

张充和为顾笃璜发起编纂的昆曲演出通行本题写书名《牡丹亭》。

或许正是看到了“传”字辈身上的巨大艺术价值，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允和参与俞平伯恢复的北京昆研社时就曾邀请传字辈北上教戏，昆研社原为清华大学谷音社，张充和与大弟宗和都是主力曲友。后来张宗和远去贵州教书，无意中把曲音带去了西南边陲，培养出了不少曲友。

1957年6月，在北昆的记者招待会上，俞平伯曾提出呼吁：“老艺人的身段艺术，老艺人一死就完了。要抢救，韩世昌60多岁了，传字辈也四五十岁了，黄金时间已过，但老艺人晚年高兴、感动。”当年7月19日，酝酿已久的邀请四位传字辈到达北京，其中有沈传芷、张传芳、朱传茗、华传浩。这是一次南北昆曲的完美融合，俞平伯在欢迎会上对接下里的系统排练寄予厚望，传字辈老师们更是从中看到了星火希望。只是后来的“文革”再次挫伤了昆曲复兴的星火。

直到“文革”结束后，张允和接任俞平伯，以小小身子再次挑起了北京昆研社大梁，以家为社，贴钱贴饭，兢兢业业，临去世前还把厚厚的《昆曲日记》版权赠予昆研社。像传习所创办人穆家、贝家、张家（补园）、孙家等后人继续对昆曲的支持和推广一样，合肥张氏一门对于昆曲的无意贡献，形象地诠释了“一生爱好是天然”的意义。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一年正好是苏州昆剧传习所成立80周年。三年后，许振寰之子余心正问回乡拍曲的张充和怎么看，张充和说，“我连他们说的名字（非遗名称）都没记住，昆曲，无价之宝，那是早有定论的，文化瑰宝，艺术长存，比政治的生命长得多”。

五如果不办这样一个传习所，今人或将不知苏州昆剧为何物

每次新剧团演出，顾笃璜都坐在后排观看。

顾笃璜先生也始终认为，昆曲艺术的价值首先自己要理解和珍惜。传字辈从毕业成为演员的44位，到建国后不久只有25位，到“文革”后只有16位，到2001年时仅有4位，如今仅存的一位也去世了。

以前，顾笃璜先生时常念叨着传字辈们的名字，以及在世的人数，至今令他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一位大花脸老师的突然谢世，“传字辈在学戏的时候，大花脸的教师已经没有了。我在宁波找到了一个大花脸，高兴得不得了。不幸的是，请到苏州，当夜，他就死在旅馆里了。”这位老师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他身上的戏路也就失传了。
即使到了今天，顾笃璜先生还是认为，苏州昆剧之得以延续至今，幸而当年有昆剧传习所的建立（1921年），如果当时不办这样一个传习所，今人或将不知苏州昆剧为何物了。

他对于传字辈从来不吝赞词，他说：“沈传芷太好了。会300出戏，而且300出不同的行当他都会，他演一个角色活一个。晚年他一个腿中风，一个腿拐着教戏。他教的戏你真是忘不掉，真好啊。”

让顾老先生遗憾的还有一事，即桃花坞昆剧传习所旧址的不存。

如今这里已经新建了一座园林式演出场所，门口放着张紫东、穆藕初等人塑像，有时会演出实景版的《牡丹亭》，但平时不大对外开放。

而坐落于阔家头巷的昆剧传习所则于每周二、周六向曲友们开放，周日则是曲友们自由拍曲的时间。这里常常成为“继”字辈演员们的团聚和教戏的场所，这一点让顾笃璜甚为欣慰。

从1953年到1978年，苏州曾先后招收了“继”字辈、“承”字辈、“弘”字辈学员，现在“扬”字辈也已经成为舞台的中坚力量，他们几乎都曾得到过“传”字辈的培养，他们身上的艺术流淌着“传”字辈的血液。他们的成长也让顾笃璜把昆剧传习所办下去的决心更坚定了。从1981年恢复昆剧传习所称谓，持续到今天，成绩斐然。

2004年2月17日，昆剧《长生殿》在台北首演，拥有千个座位的台北新舞台剧场座无虚席。清丽婉转、余音袅袅的昆剧乐声缭绕全场，场内场外屏息凝神。一曲《长生殿》唱罢，观众的热情喷涌而出，手捧鲜花跑到后台围追堵截，争着合影和索要签名。当剧组离开台北，赴新竹、台南等地巡演，不少戏迷一路追随，6场演出异常火爆。

或许正是看到了传统昆曲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和魅力，顾笃璜一直都坚持站在传统昆曲的一边。昆曲艺术在知识分子阶层的观念差异也让他觉得很有意味。胡适曾说过：“昆曲不能自保于道、咸之时，决不能中兴于既亡之后。”顾笃璜认为，“在胡看来昆剧已经死亡，而且今后也不能复兴。这便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否定了。这样的观点在五四时期是很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是與论对昆剧非常不利。”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去倡导新文化了，留在旧文化营垒里的成了少数派而且被边缘化从此势单而力薄了，昆剧艺人们失去了知识精英们的精神支持和理论向导。他们困惑、迷茫、孤立无援地在日益萎缩的演出市场中滚爬。但回溯历史看，昆剧传习所的创办人穆藕初、贝晋眉、徐镜清都是新式高等院校毕业的，张紫东则是接受辛亥革命新思想的，主动割了辫子并积极支持现代戏剧的发展。由此想到穆藕初的自述，在听了俞粟庐的曲音后，“始憬悟昆曲之关于国粹文化之重要”。

在顾笃璜的论文集里曾专门谈及《昆剧要创新》，但他辩证地认为昆曲可以尝试变化“不姓昆”，但昆剧要长远发展，还是要“姓昆”。他很欣赏一位戏剧前辈的话：“有人说昆剧不改革只能进历史博物馆了，我更担心的倒是把昆剧传统剧目胡乱’改革’得连进博物馆的资格也没有了”。

顾笃璜说：“从传习所到新乐府到仙霓社，主要在上海演出，在那样一个十里洋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若昆剧也随波逐流，以求迎合观众，昆剧会被改成什么样子呢？实在不敢想象。所以我现在要说，如果历史地看问题，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幸而他们’保守’了。”

而顾笃璜也是先后就读新学，学的还是西洋美术，但他在演出时对于舞美的要求却是绝对传统式样的。从名门望族走出来，顾笃璜先生几乎捐赠尽了家传，现在他只剩下昆曲。他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抢救传统的折子戏，要办一个民办昆剧团。直到2016年夏，这个目标得以实现一半。根据计划，每周演出在阔家头巷沈德潜演出折子戏。从目前的进度看，一切还算顺利。

但也有人问能支持多久？谁知道呢？顾老心里也没有底，就像九十五年前昆剧传习所创办时一样，谁也不会想到它会那么快结束辉煌，但也没想到它会影响百年而不衰，且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