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2》开篇伊始，安迪与小包总在泰国度假的画风，似乎奠定了整部剧的基调节奏：人物逻辑跳进，剧情推进只见情节不见人物。“五美”的人设曾是《欢乐颂》的最大亮点，在第二季中，却让不少剧迷感慨，部分“人设”开始崩塌。比如安迪的亲密恐惧症，随着开篇与小包总的亲密接触而莫名自愈。创作者费心地为每条主线制作了主题曲，但这些剧中时而乱入并不悦耳的超长MV却变成了典型的“自嗨”，似乎是在掩饰叙事的苍白。

原本不属于同一阶层的“五美”，各自的烦恼可谓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剧中，不管谁出了状况，其他四人义不容辞拔刀相助出钱出力出陪伴，而在危机过后，彼此之间又没有更深的交流与进一步了解对方阶层的愿望，让这种跨阶层的情感显得突兀。除了“五美”与各自男友及原生家庭的冲突戏码，《欢乐颂2》基本不见大城市生活的显著特征：曾经的向往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见了，生活的疲惫辛酸和为梦想奋斗的努力也表现得有些牵强，这样的剧情，由编剧随意捏出一个背景也可以发挥，却无法让生活在都市中的男女老少产生由衷的共鸣与亲切感。“每天其实只看剧情梗概就可以了。”有剧迷这样总结。

《欢乐颂2》塑造了一批“婆婆妈妈”的群像，尤其是关关、应勤、王柏川、小包总的父母，他们有长辈身上或多或少会带有一些特性，他们是“五美”情感世界的干预者，五美的感情波折，几乎都与自己母亲、未来婆婆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在个体人物形象方面，每个母亲形象都合情合理，反映出在当下的择偶观上，上一代人存在的盲从、现实、强势甚至唯利是图等一系列问题，婆婆妈妈以群像的形式集体出现时，成为了剧情推动机，但也同样存在脸谱化设计的问题。

在原生家庭与都市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剧中的“五美”，不但没有随着剧情设置成长，反而对逆境呈现出一种“顾影自怜”的我行我素：安迪最大的心结是家族精神病史，但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她没有选择调试自己的心理状态去面对客观事实，而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掩盖事实；在上一季中似乎已经“安贫乐道”的樊胜美，一边身穿几万元的大衣背几万元的名牌皮包，一边像自己母亲那样，催男友买房子给她想要的生活；“妖精”曲筱绡对赵医生神魂颠倒，除了每天的诚惶诚恐，却看不到她为了爱情去充实一下自己的内存；关关为回应对男友的质疑竟瞬间爆发数落起每一个姐妹，让观众不得不对她的乖乖女形象“刮目相看”……在“五美”彼此相伴的时刻，她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自怜自艾：安迪几乎将潜在的精神病当成要挟一切的武器，樊胜美总是边照镜子边泪流满面，此时还会有突然的旁白响起：“樊胜美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依然很美……”

选择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大多是认可或者追寻一种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这其中包括适应城市化的节奏、遵循城市生活的规则以及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成就，而在五美这一季的表现中，观众看到了她们的挣扎与痛苦，却看不到她们的努力与在逆境中性格上的成长，在她们身上，大部分困难依靠好运气，以及身边人的资源与人脉解决……但其实在都市生活过的人们都清楚，除了自己，并没有人会对你的生活负责。

《欢乐颂2》就像是一场不断制造争议的话题秀，为争议而争议，对每个话题的掌控却又是蜻蜓点水般无力，观众再难感受到第一季中樊胜美撕下面具那一刻带来的触动。时至今日，所谓的“三观”已经不是评价一个人物或者一部剧优秀与否的标准，人物是否立体、情节是否引人入胜、主题是否言之有物，决定着一部剧是否能在观众心目中走得长久。如果以这些标准来评价，把《欢乐颂》第二季看做一个剧情和人物走向的过渡也许更合适。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