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大家沈昌文：从银楼小学童到三联总经理（图）

2015年2月26日 “大哉沈公，无所不通；大哉沈公，无所不精；大哉沈公，随心所欲；大哉沈公，嘻嘻松松。”王蒙先生寥寥数语就为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杂志原主编、出版大家沈昌文精妙画像。沈昌文与出版家、海豚社社长俞晓群堪称出版界的楷模师徒和默契搭档。

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杂志原主编、出版大家沈昌文。

沈昌文与出版家、海豚社社长俞晓群堪称出版界的楷模师徒和默契搭档。

俞晓群眼里的沈公：博学、广识、机智、藏拙、低调、幽默、坚忍、包容、厚道、儒雅、个性、老到、轻松、淡定……自己是一辈子的追随者；而耄耋之年的沈公却称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俞晓群为“长者”，说：“此公对工作的深究，远胜于我。”

俞晓群说：做出版，恐今生无法超越沈公；沈昌文则说：自己的出版黄金时代拜俞晓群所赐。走近二位师徒，听听他们讲述对方的故事。

俞晓群谈沈昌文：

跟沈公做书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80"后的沈公俨然一个背包客

沈昌文先生已年过八十，文化圈里圈外的人，都好称他为沈公，许多年来，我经常对人炫耀，沈昌文先生是我的师傅。其实我与沈公之间，并没有任何连带，他是出版大佬，我只是一位小小的出版人，我和沈公的缘分，用老话说，叫气味相投；用新话说，我是沈公的铁杆儿粉丝！我追随沈公的魅力，沈公也乐意在事业上提携我这个后生。

现在，"80"后的沈公俨然一个背包客，每天背着一个大书包，四处游走，上三联，去海豚，听讲座，游京郊，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他总调皮地说，反正坐公交也不要钱；他又有美食家的绰号，为海外朋友做饮食向导，应邀参加各种宴会，与三五个朋友出入胡同饭馆，最不济也会光顾哪家清真小馆，点一个羊头汤，一瓶啤酒，三十几元钱，那心情真好。

我与沈昌文先生交往始于１９９４年。最初是扬之水引见，我们在《读书》上做一些广告之类的事情。后来编“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等，我们的交往逐渐热络起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在他老人家的引领下，我们做了许多值得记忆的事情。最忙的时候，我们一年可以编好几百种书。后来我进入集团，脱离了出版第一线，我与沈公的业务合作逐渐冷清，除了苏叔阳先生的《中国读本》和王充闾先生的《北方的梦》出版时，请沈公帮忙找翻译，有过零星的合作，别无其他。后来发生两件大事，对我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坚定了我重回出版一线的决心。一是２００４年陈原先生去世，二是２００６年沈公大病一场。有一次陆灏先生见到我说：“老先生纷纷地去了，带走了那么多资源。你们这些出版人又不肯好好编书，多可惜啊。”我说：“将来我还会做的。”陆灏苦笑着说：“对于逝去的老者而言，没有就没有了，不会再有将来。”

勇于向专家说“我不懂”

2009年，我来到北京，主持海豚出版社的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请沈公“出山”，继续追随沈公编书。在我三十年的出版生涯中，内心深处已经形成了一个“阴影”，那就是此生编书，再也无法超越沈公。于是乎，每策划新选题，我都会习惯性地思考，沈公会怎么做呢？

我曾向沈公请教：“您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呢？”他说，我什么都一知半解，要听专家的话；我不是知识分子，最多只是一个“知道分子”；我读书是为了冒充知识分子，云云。他还说，我如今成了“八零后”，耳朵背了，记性差了，成老顽童了，哪还有什么经验可谈呢？听到沈昌文这些话，千万不要上当，这正是他低调做人、降低身段做事的表现。其实他个性十分鲜明，剥去云山雾罩的外表，就会发现许多精彩的东西。

我从沈昌文那里总结出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勇于向专家说“我不懂”。这一条对于做出版、做传媒的人而言，显得尤为重要。他说，一个编辑能拿到一些好稿子，往往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水平高，而是因为他作为编辑的职业化精神做得到位。说“不懂”，是实诚，是角色定位，是学习精神的表现，也是对作者的尊重与检验。沈公做出版，另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广结人缘。这里的核心是一个“广”字。为达到这一点，沈公说，出版人最好游离于各个学派之外，最好不要随意得罪人，遇事最好不要急于站队表态。这也是一种基本的职业训练。另外，“广”字还包含着对新人、晚辈，以及一般读者的尊重。

老伴儿帮沈公降低身段

沈公自己总结的出版之道，有二十字箴言：“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很少有人会像沈昌文这样自我“糟践”，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沈昌文开朗、幽默的性格。这二十个字，字字都体现出一个老出版人的良苦用心，却是以一种利己利人的方式出现的。在给海豚社的年轻编辑座谈时，他解释说，“吃喝玩乐”是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约到好稿子，当然有时候退稿也要请客。“谈情说爱”是编辑跟作者要有感情，要有爱，建立很好的关系，然后可以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出卖情报”是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坐以待币”就是不能赔钱帮闲，帮过的单位得给报销“吃喝玩乐”的费用。

2014年8月份，沈公的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在海豚社出版，他来到海豚人文编辑室，对着几位站起来向他致敬的小姑娘说：“我预订一百本《也无风雨也无晴》，等你们给我开追悼会时，每人送一本！”当时把几个小女孩儿弄等痴痴傻笑，无以应对。他在我的办公室看到展示墙上，我挂的“我们的作者”肖像，左面一栏是已经逝去的前辈，有张元济、王云五、陈鹤琴、叶圣陶、丰子恺等；右面一栏是在世的名家大家，有莫言、王安忆、许渊冲、几米等，也有沈昌文。沈公看了一会儿，回头对我说：“等我上了左面一栏时，我再来看你。”沈公就是这么可爱。

沈公自学成才，从上海一个银楼小学徒，一直奋斗到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站上中国出版业的最高点；他在京从事出版事业六十余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件，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直至晚年，他依然收放自如，悠然自得。每当我邀请沈公参加出版活动，当年组织上介绍给他认识并结婚的白大夫总是叮嘱，老沈老了，糊涂了，做不了什么了，有什么事情你自己定，不要听他浑说。事实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沈公是老神仙啊，他面上浑说，实则头脑清楚，思路清晰，说话滴水不漏。我常暗想，白大夫这样说沈公，是出于谦虚，出于不了解，还是在这人生江湖上，白大夫更胜沈公一筹，帮助沈公降低身段，韬光养晦，来应付这纷繁复杂的人世间？

沈昌文谈俞晓群

人生黄金时期拜俞晓群所赐

年过八十，干出版这一行从头到今，把退休之后的时光也算上，已有六十余年了。五十年代上半期的习艺时期，八十年代里主持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的事业高峰时期，都是我常常记挂的。但是，就自己做事的顺手、心情的愉快来说，二十世纪末叶到本世纪初叶，这短短的近十来年时光，是我个人最经常称道的时期，值得叫做“黄金时期”。

这个黄金时期正是拜俞晓群所赐。这十来年，我已经从“革命出版工作”的正式岗位上退休了。但是精力还没太衰退，“贼心不死”，想做些事。蒙扬之水女士热情，介绍我在早些时候认识了时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的俞晓群先生。他是三联书店的作者，在我任内出过书《数术探秘》，但不是我经手的，并不太在意。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主持的出版社长年在《读书》杂志封底登广告。于是，许多年来，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重要的“客户”。对于像我这样的小商人来说，客户是重要的，但也仅此而已，自然还比不上我老挂在嘴边的“衣食父母”--作者。

“书趣文丛”是我们的首次合作。我之前在三联书店做的是“读书文丛”，虽然出了很多本，但仍有大量的稿子积压在手里。在赵丽雅的撮合下，我与俞晓群有了第一次深谈，我提议“读书文丛”积压的稿子，找一家有实力和条件的出版社出版，这个想法与俞晓群一拍即合。俞晓群得到了他需要的宝藏，而我实在是有不得以的苦衷，当时这些稿子的作者都是名家，都是《读者》的老作者，长期积压难以出版，很多作者已经心生不满。同时我对俞晓群也提出了条件，那就是这些作家的稿子必须先由三联挑选，三联挑剩的才能纳入“书趣文丛”，俞晓群当即答应。就这样辽教社出版了第一批10本“书趣文丛”，然后接着做第二批，在这个过程中，我与这位俞兄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我开始认识到，这个俞兄不仅仅是个广告主，还是一位有热情、有追求的出版人。

俞兄领导出版的特点，我最初的印象是：放手。我当年管出版社，毛病就是不大放手。我做出版是从最下层做起的，当了领导后就有点不肯放手，因为总觉得我对底层工作内行，喜欢说三道四，让下面的同志为难。现在这位比我年轻二十多岁的“长者”，却对我大放其手，让我惊异异常。其次以为这位老兄的放手是他自忖外行。这当然也是优点。但是后来多些接触，却发现此公对工作的深究，远胜于我。他的放手，是出于会心，而绝不只是藏拙。说到他对出版工作的深究，最明显的是对王云五的看法。俞兄提出要学习王云五的经验，编《新世纪万有文库》，我颇为吃惊。因为我是在左派培养下学做出版的，又在抗战胜利后“金圆券”时代过过苦日子，所以对王云五的大名深痛恶绝。难道王云五还有出版工作的“经验”？后来，我确实尝到了甜头。《新世纪万有文库》三个系列，我最喜欢的不是我编的外国文化系列，而是陆灏老弟编的近世文化系列。读到这个系列，我彻底拜服了。从俞晓群到王云五再到陆灏，我拜到了三个老师，而首先当然是俞晓群。

喻晓群是位明主我高兴再次“结义”

俞兄对出版业务的深究，源于他的刻苦。他对工作的构想，大多来自对现状和历史的广泛涉猎和深入探究。我后来知道，他参加各种活动，归去都写入日记。有机会见到他的一些札记，极为全面完整地记下当日业务上的见闻和观感。总而言之，我由这么一些对他的相当肤浅的观察才知道，他的获得成就，实在是“良有以也”。

转眼十余载，俞晓群转战海豚出版社，我们有了再次“结义”的机会，但我已年过八十，有心无力，真正能出力的就只有黄浦江边的陆灏了，我给晓群说，我愿意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

我常称同俞晓群合作的一些年是我做出版一辈子的黄金时代。主要是因为俞晓群是位明主。他一直就有一种理念：搞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刘杲先生几年后明白说出的主张，其实我们两个部下，特别是俞晓群，早就在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