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书名谈趣：七杀碑的故事

2016年4月15日讯，今年初各主要媒体报道了在四川彭山发现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一些实物，有银锭，有金册，算是为澄清百年来困扰学者和财迷们的传说，提供了一些直接有力的证据。为了这批沉在江里的银子，从大清朝到民国，官私两方面都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一直在努力寻找，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另外还有一则关于张献忠的传说和银子没有关系，若论对后世的影响，倒也未必比前一个传说小。

张献忠“江口沉银” 资料图

残篇耐寻味

1936年春，被尊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的朱贞木在北京琉璃厂的书摊上看到一署名“花溪渔隐”的残破手写诗册，作者似是乾嘉时的四川人，有些诗句颇值得玩味，字也写得好，就买了下来。他回家后细细翻阅，发现里面有明朝四川轶事十余则，其中一则名《七杀碑》，说张献忠占据四川称帝，国号‘大顺’，在交通要道上立有圣谕碑，碑文是：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然后是七个“杀”字。

朱贞木以前听说过七杀碑的传说，但让他深感好奇的是，众口纷纭说七杀，但无人解释过为什么碑上的杀字既不是六个，也不是八个，或者也不是其它个数，偏偏是七个。于是，他向精熟掌故的四川老友请教，对方回答，张献忠进入四川后，曾经屡屡受挫于川南七豪杰，气恨得不行，所以立碑发誓要杀这七人，这七人分别是杨展、陈瑶霜、虞锦雯、晞容、陈登暤、余飞、刘道贞。

这七个杀字的解释听起来挺有道理，笔者至今没有见到其它说法，只是率领几十万人马纵横湖广的张献忠虽然受挫于这七人，多是部下的小败仗，他竟会一筹莫展至需要大书七个杀字发泄恨意，激励自己的报仇之心，实在有点儿戏，史籍所载也没见到张献忠如何锲而不舍地讨伐这七人。

圣谕碑的误传

1937年华西大学博物馆林以均先生曾经著文考辨七杀碑之事。他文中指出，七杀碑之说流传很久，但只在同治十二年《重修成都县志卷十二纪余》中明确记载县署东侧瓦砾堆中有一石碑，相传即张献忠自制圣谕碑，上还有严锡命的注释，连写七个杀字。民间传说，这碑谁看了谁倒霉，谁摸了更遭殃，所以砌墙封了起来，称七杀碑。民国时，成都少城公园中的藏碑，号称就是从县署移入的七杀碑，但碑文漫灭，无法辨识。而《蜀碧》等明末清初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圣谕碑文是“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1934年，英国牧师董笃宜在四川广汉（今成都绵阳）发现一块古碑，上截写“圣谕”二字，下截有文字三行，正与《蜀碧》中的记载几乎完全相同，只是碑上刻的是“天有万物与人”。因此，七杀碑一说基本可以归到传说一类中了。该文后还附有华西协和大学史学教授刘藜仙的回函，明确指出公园内的碑是伪造的，原碑已于1914年因成都学生破除迷信，被砸得粉碎，不复存在，所谓七杀碑只是圣谕碑的误传。

其实，杀字的有无在朱贞木《七杀碑》序言中也有提及：“友人有于成都博物馆曾见七杀碑者，谓其文略异，无七杀字，有谓原碑已为清廷槌扑，未知孰是……”

传说与史实通常距离较远，但正是小说创作的好题材，七个杀字不存在并无妨碍，十三年后，中国武侠小说史上多了一部深具影响的名作——《七杀碑》。

武林七杀风

这部小说中的川南七豪杰形象各具特色，不少情节采用了彭遵泗《蜀碧》、吴梅村《鹿樵纪闻》等明清史料笔记中的内容，如杨展传及老神仙等有趣的传说，读来饶有趣味。虽然小说没有写完就阶段性地结束了，但却成为后起武侠作家的入门读物。

金庸《碧血剑》中“铜笔铁算盘”黄真的言行外貌，就是转借自川南七豪杰中的“贾侠”余飞，古龙、诸葛青云等人在作品后记及文章中，都说读过此书。在司马翎的处女作《关洛风云录》中，横行天下的朱五绝就说“恨不得学那张献忠，刻一块七杀碑”，原因是他见过的所谓才俊之士都是有名无实，甚至自私自利，全无真心兴复明室的理想，于是走向极端。后来，司马翎在他的《剑胆琴魂记》中，真给一个武功高强的魔头天眼秀士狄梦松刻了一块微型七杀碑——一块长三寸、宽二指的玉牌，上刻红色七杀碑文。诸葛青云把七杀碑变成了一件防卫墓室的道具，按动上面的杀字会喷出毒气。近年的大陆新武侠作家也不甘人后，有人用歌行体写出长长的新七杀碑文。开句玩笑，若真有七杀碑存世，太长的古诗恐怕起不到宣传大西王圣谕的效果，即使杀字超过七个。相比之下，百年前刊登在报纸上的一篇文字，倒颇有世传七杀碑文的味道呢！

“革命”的七杀文

国民党元老中有一位曾经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后来更是做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此人就是戴季陶。他少年时加入同盟会，深受孙中山器重，经常写文章抨击清王朝，进入民国后又继续撰文鼓吹革命，反对袁世凯，曾用笔名戴天仇，革命气概之强烈，有时令人有点不寒而栗。不过当他做了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后，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民权报》，常写宣传革命的文章。同年5月，《民权报》上刊登了一篇极左的文章，篇名只有一个“杀”字，里面则杀声震天，开篇就是下面四句口号：

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权，杀！

章炳麟阿权，杀！

然后，戴天仇写道：“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以下略）”

正文六个杀字，算上题目就是七个，称之为“七杀文”也不为过。他圈定的四个该死之人中，袁世凯专权还有可说，熊、唐不过是当时政府的高官，章炳麟更是一介文士，虽然袁世凯要拉拢他，但骂他阿附权贵也太过分，何况后来章被袁软禁了起来。戴季陶生于四川广汉，也许自幼就听多了七杀碑的传说，不知不觉受到了感染，一旦闹起革命，连笔下都杀气腾腾的了。

当时的上海租界当局担心这样的标语太易煽动群众，就把他拘捕，扣了一夜，第二天报社赶来交钱，才把他保释出去。租界虽然讲洋人的新闻自由，杀人标语还是不能公然张贴的。去年底有一则新闻，一个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网上开玩笑，说考试通不过就要杀了教授，结果惊动FBI等美国安全机构，被勒令回国，可见百年之后，西方社会仍然容不得公开喊打喊杀之声，即便仅仅是个人情绪的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