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杰

一生陷入官场是非、屡遭贬斥

莎翁的喜剧让人热爱人生，悲剧则往往有能让人充满打碎旧世界的勇气。而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初看起来，却充满了虚空、轮回与荒诞，无非是才子佳人大团圆的喜剧，在理学宗法制度的压迫下，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打开了一扇人性之窗。然而，在作者心中，却有着清醒的意识——“姹紫嫣红开遍”之后，终究是“断井颓垣”。

莎翁的心态和戏剧，其实更类似盛唐的李白——那是平民通过科举考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时代，即便“行路难”，也会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那一天。但在宋代苏轼之后，中国士风已经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转向“人生如梦”的结局，而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同样也是黑暗铁屋中的一声叹息，直到五四之后的“呐喊”，中国人才有了“昏睡百年”之后的危机。

与莎士比亚出身平民、一生从事戏剧表演和创作不同的是，汤显祖的家世殷实、书香门第，而且“往来无白丁”。但这并未成为他创作的资源和素材，相反，却一生陷入官场是非、屡遭贬斥。在这点上，他的经历更类似于苏轼——既不容于新党，也不同于旧党，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在张居正当政的时候，汤显祖不满张居正的自私和专断（张居正为了让自己儿子能中举，让自己的弟弟弃考，以防止言官弹劾），不肯攀附权贵（拒绝张居正的堂会邀请），所以三次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而转为创作戏剧《紫箫记》，在众人口耳相传之际，便有传言说其中“四空和尚”点化宰相杜黄裳，是讽刺张居正的“酒色财气”一应俱全。以至于给他印书的怀德堂被查封，而演出《紫箫记》的宜黄庆和班，也被以查禁淫词艳曲为由遣散。

苏轼一生，虽然政途坎坷，但文采风流，始终无人不服。而汤显祖，所遇的不仅是政治上的不得意，在文学主张上，他的“屈伸长短，生灭如意”也与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完全不同。十年之后，看到张居正死后仍被抄家追籍，不胜唏嘘。少年的抱负换作了中年的放浪超脱，此时再将《紫箫记》上下部合璧，便将原作中柔媚婉转的洞箫，换成悲凉凄切的怨笛。霍小玉的故事，也已旧曲翻新，以钗易箫，改名为《紫钗记》。

难以忘记读书人的使命

如果汤显祖就此沉迷于戏曲传奇，将民间流传的段子折子一一收集整理，或许，他会是一个比莎士比亚成就更高的戏剧作家，当然，明代也难以再出一个李渔，但从小作为儒家正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忠君报国”的观念，却使他难以忘记读书人的使命。1591年春，天空出现彗星预警，万历皇帝一边下诏自省、一边斥责百官蒙蔽圣聪，而此时的汤显祖，却上了一道和海瑞的《治安疏》齐名的奏折——《论辅臣科臣疏》。

不同的是，海瑞是骂皇帝昏庸——“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但嘉靖皇帝也没有杀他，其后，海瑞虽仕途不顺，但名望和官阶却是越来越高。而汤显祖，却并未指责皇帝，而是说明首辅制度的危害，往往在于官员容易结党营私——“故此辈不知上恩，专感辅臣。其所得爵禄，若辅臣与之者。虽他日有败，今日固已富贵矣。”

按道理说，他的这个建议更容易被皇帝接受，但事实却刚好相反——万历比他的爷爷嘉靖聪明，但不是表现在锐意进取，而是更善于回避矛盾，拖拉推诿。帝师张居正曾说过，圣人出，黄河清，但黄河水何时清过？汤显祖想当第二个海瑞，获得忠臣直臣之名，没门；想成为又一个像张居正那样的所谓能臣，更没门。说得对，又有什么用？万历懒得去想，还是一句“本当重究，从轻处了”，让这个书呆子走远一点，去了解了解国情吧。

唯一一次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

两年后，首辅申时行下台，汤显祖所言的首辅制的弊病，已初具规模，并逐渐演化为日后的明代党争。万历虽不喜汤显祖，但也要给舆论一个交代，要为忠臣落实政策，于是，汤显祖终于获得了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唯一一次机会，出任遂昌县令。这个县处于浙江西南山区，土地贫瘠，盗贼猖獗，虎患横行，豪强霸道，连个学生上学的书院都没有。微服私访之后，汤显祖捐献自己的俸银，决定兴建书院，同时，在书院旁边建立射厂，操练兵壮，准备进山剿虎。

春季劝农，冬季剿虎，修整城垣，抓捕盗贼，时间不长，汤显祖赢得了遂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被称为“汤公”。面对他在京城的故交、同僚项东鳌之子项天倪的胡作非为，汤显祖也毫不留情，在项东鳌归省之日，设计让项东鳌自行决断，将其子用石灰桶溺毙。扫除了这个当地的“害群之马”，汤显祖治下的遂昌逐渐显出勃勃生机。他的全部政治理想和才能，都在这块土地得到了实践和证明。

爱民如子，嫉恶如仇，汤显祖都做到了，而接下来的这一步“纵囚观灯”，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争议。唐太宗李世民曾将死囚释放归家，届时，“纵囚来归，皆赦之”。汤显祖决定效仿明君，让囚犯春节期间回家与家人团聚三天，其后又带囚犯在元宵之夜观灯，这原本是好意的善政，却被他得罪过的小人认作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

万历皇上派心腹曹公公前来遂昌收矿税了。在他看来，地方需要好官，但不需要名声盖过皇帝的好官，强行搜山，征集矿税，不只是为了金银，也是为了防止此地会有异变，而其他官员，也都打着慕名、学习、参观的名义，来遂昌打秋风。不胜其烦之后，汤显祖便有了“南柯一梦”之感，15年宦海沉浮，也该辞官谱曲，闲度晚年了吧。

可笑的是，在他辞官著书三年之后，吏部和都察院才以“浮躁”为由，正式给他一个罢职闲住的处分。长期贴近民众而远离朝堂，也使得汤显祖一直反对“拟古”派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他选择戏曲而不是诗文，也是认为其更能从民间白话、江湖传奇中获取活生生的生活和人情，他的“临川四梦”的《还魂记》（又名《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的先后问世，也都为民间戏曲班子所推崇演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不喜欢的，但百姓却尤其喜欢。

一生赞情， 批判欲望

汤显祖未能与莎士比亚一样影响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的文明进程，并非如个别学者所说，只是他个人热衷官场，心底只把戏曲当作小道所致。而在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及克伦威尔的改革均取得了公认的胜利，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新兴市民和商人的全面崛起，但汤显祖与李贽、王阳明等江南文人提出的人文启蒙，却并没有江南的市民经济遥相呼应，更没有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没有形成一个阶层的整体力量，相反，儒家理学的禁锢和小农经济的迟滞，使其无法向外张扬，而最终转向了内省式的佛道。300年后的鲁迅以及新文化运动闯将们尚且都有如此深广的痛感，又如何能苛责汤显祖和李贽等前人呢？

与莎士比亚对人性和欲望赤裸裸的颂扬不同的是，汤显祖一生称赞的是情，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但对欲望，他却是一直在批判与嘲讽，南柯一梦、黄粱一梦便皆出自他的手笔。然而，情和欲的分离，使得其作品、人物以及时代都陷入了治乱兴衰的宿命循环，而无法如同莎翁的剧作一般，冒险偷欢，从而打开新的一页。民族进程的差异与文明基因的不同，从而决定了各自创作的不同取向，以及对后世文明的影响。

忽然想起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有这几句被人引用较多：“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某种程度上，这是不是也是对莎翁和汤显祖的一种比较和小结呢？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