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拆迁的消息一次次传来，但新机场工地的墙最终出现在了东侧1500米外。这里的村民即将目睹周边一座国际化的机场拔地而起，而他们也已经准备好离开这生活了祖辈的故土，因为在远景规划中，这里也是新航城的一部分。
新机场的未来效果图。
记忆中的北京人
北京地方志记载，张家务这一村落形成与元代，当时名叫“张寨务”。而1950年出生的村民周德利说，村里代代流传，明代朱棣定都北京后，先祖们是从山西迁到这里落户的。
——当时这里还没有农田，而是一大片森林，村民们伐树烧炭，卖到北京城里，这曾经是村子里的支柱产业。
村南边的土地上。几百年前这里竟是片树林。
但周德利出生的时候，森林早已消失，张家务已是普通的农村。解放初年生活条件有限，村里百户上下的居民，住的多为土坯房，少有青砖灰瓦的房屋。
还没上小学的周德利，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买点灯用的煤油。7里地之外的榆垡镇上有供销社，但由于供应不足，更多时候他会步行前往15里地外的安次镇购买。往返30里需要四五个小时，
周德利大叔家里，还养着几只羊。
“自行车？全村也只有一两辆自行车。那时候饭还吃不饱呢。”杂豆面、榆皮面、白薯面等杂粮是当时村里的主要粮食。
至24岁，周德利与北京城里人有了密切的接触。连续两年，数十位下乡的丰台知青来到了张家务，周德利作为生产小队长负责知青的管理。
“那知青跟村里人不一样，穿戴比农村强多了。即便条件不好，也能看出人家穿得新一点儿、好一点儿，我们农村人还在穿着一代代往下传的旧衣服呢。”
张家务村南侧的菜地。
但他也并不羡慕知青，“虽然是居民，有的家庭生活还不如农民。万一家里兄弟姐妹多，但只有一个人上班，就可能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咱农村嘛，只要肯踏实种地就一定有饭吃。”最终两个知青选择落户在张家务而没有回城。
村里老屋，墙上留着文革标语。
那一两年，往返于市内与张家务之间最多的并不是知青们，而是1955年出生的周德海。
“我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地从东西长安街走过。村里有些副业，跟城里有业务关系，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往食品厂、工厂送货。”
那年头街上车很少，从村子到宣武门外校场口的硅整流厂，拖拉机一个半小时就能开到。
张家务村口，如今已经有了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
此时的周德海已经对北京城里人有了一些印象。他开拖拉机之前曾经在成都军区当了两年兵，“有不少西城区的兵来到我们部队。他们没受过累，爬山、挑挑儿都干不过我们农村兵。而且人家言谈举止带着一点儿娇气，也带着一点儿洋气，说话的味儿都不一样，所谓‘北京大爷’嘛。人家背地里不服你连长排长。讲马克思主义？北京兵见多识广，你当官的讲得过人家吗？新兵入伍前，我们常开玩笑说‘又来了一帮老爷兵’。”
改革开放后生活明显好了
周德利的大女儿生于1971年，母亲奶水不够，就只能吃面糊糊。相比之下，1979年出生的儿子命运好得多。
村民的生活因为北京食品厂发生了改变。从1980年开始，食品厂的工作人员来到村子里，商量推广种植小西红柿，用于加工罐装西红柿酱。“比圣女果大，比正经西红柿小，产量还不错，关键是皮厚，好运输、好储存。”周德利回忆到。
北京食品厂与村子合作了约有四五年的光景，每年每户农民因此增加了近千元的收入。“人民公社解散了，土地一承包到户，家家户户不仅吃饱了饭，其他的基本生活用品也跟上了。”儿子的营养和穿戴，都比之前强了不少。
周德利家也不再种植自己消费的旱烟，“那块地方也腾出来种西红柿，挣的钱足够买烟抽啦。”至今他仍然习惯卷旱烟抽。
周德利家的小狗，大白菜。
除了西红柿，村子里的沙地多，也适合种植西瓜；怎奈距离市区太院，西瓜的风头当仁不让被庞各庄等著名产地抢走。周德利想，如果能把西瓜运进城摆摊卖掉，又会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于是他借来自行车，把百十来斤西瓜放进两个亲手编织的大筐里，在夏天的凌晨踏上进城路。
村民的家门口。
“卖不了几十块钱，但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很不错啦。”他拿着几十块钱来到北新桥信托商店，在那里买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右安门外西二条口或是二龙路的自由市场里，便多了一位卖瓜人。
若是西瓜量大，他便套个马车，在果品公司驻黄村的收购点作价后，直接送到城里的副食店。
1983年我就坐过飞机
1987年，周德利从榆垡镇的供销社搬回来一台17寸的黑白电视机。并不算早，因为周德海1983年就买了14寸电视机。
那时周德海在榆垡镇上的一家织布、制鞋的工厂做业务主管，运输货物的交通工具从拖拉机变成小卡车，因为工厂经常能接到来自中国进出口公司的订单，效益挺不错。
周德海大叔，抱着小猫站在家门口。
1983年对于周德海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不仅买了电视机、生了儿子，还坐上了飞机。“去广州参加了广交会。镇上工厂哪有这个条件，都是进出口公司给安排好的，咱跟着人家上飞机就是了。这飞机真快，火车都得跑三四天的路程，飞机一会儿就到了。东北、山西我都跑过，后来跟着坐过好几次飞机呢。”
但我最远只去过绥中
下午1点多，周宏义和妻子打开了院子的大铁门，接着100多只羊拥挤着跑出院子，身材高大的周宏义举着比自己还高的羊鞭，到几百米外已经收割的菜地里放羊。
周宏义，走在放羊的路上。
90年代初周德海全国上下跑业务那些年，种地的周德利家里也逐步添置了洗衣机、电冰箱、冰柜。而周宏义则选择了进城打工。他来到了首钢，在工厂里做了一名建筑工人。在那里工作的5年里，参与建设了不少企业内的工业与生活设施。
放羊中的周宏义和妻子。
羊肉利润可观，村里养羊的人多起来。五六年前周宏义也开始养羊，一天两次放羊，“养到六七十斤就能卖掉了。可是这几年价钱不高，每年的毛收入也就是两万块钱上下。”
深秋羊还能吃些树叶小草，到了冬天就得喂玉米，“家里种的玉米都给它们当成饲料了。”
这么多羊无时无刻能离开人的照顾，两个十多平米的羊圈不仅拴住了羊，也拴住了周宏义夫妻俩。“农村人，没想过旅游。我最远也只去过绥中，是在首钢工作的时候去那里疗养。”
转成居民户更好
周宏义在铁道边放羊的时候，几百米外村南侧的田地里，白薯装满了一辆小卡车。之前白薯已经收获，品相好的被卖掉，只剩下这些歪瓜裂枣留在田间地头。河南的车主说，将会把这些白薯卖到食品加工厂等地。
“这一车白薯，七八千斤，才300块钱。几分钱一斤。”一位村民老汉带着家人在这里帮助装车，“种地的收入太少了，我们盼着赶紧征地拆迁，把我们都转成居民户。”
这一车白薯，300块钱。农民的生活并不是过去那么艰苦，但眼前的无奈，也是我们在城市中无法想象的。
周德利家的土地则是由大女儿来打理。儿子在附近的小学当教师，和他住在一起，照顾爹妈吃喝。周德利有糖尿病，老伴心脏不好，每个月的农村养老金加起来不到千元，“够吃饭？呵呵，够吃药了。”
他也盼着征地拆迁，转为居民户，“大概会安置到榆垡，那里已经在建设安置小区，全都转成居民户。养老金能多一些，吃药看病报销也能高一些。”
村子里的喜庆。
他这辈子还没坐过飞机，最远只去过秦皇岛，是前些年坐大面包车去的。“现在农村什么都有，榆垡就有物美超市。”他觉得自己老了，懒得动窝儿，上一次去北京城里，还是几年前村里组织到展览馆看反腐倡廉展。
周宏义也盼着结束自己的放羊生活，“我才50岁，还琢磨着干点儿别的。”但也没有坐飞机旅游这种“享受”的计划。
周德海家门口堆着晒干的玉米，一只小猫穿梭在里面，“指着它抓老鼠呢。”前些年工厂改革，他退了下来。
新世纪初，他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虽然村子里出过不少大学生，但他还是按照老规矩在榆垡的饭馆里，请几家走得近的街坊亲戚喝了场酒。如今儿子落户天通苑，老伴帮助伺候孙子去了。
周德海虽然还留在村子里，“只是为了看着房子。”
周德海家的院子。
故土难离的礼贤镇西里河村
70年代末的一个节假日，西里河村读初中的学生杜建国，为看场电影，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才从村里来到大兴电影院。
散场的时间距离下一趟回村的公交车开到还有好几个小时，于是他到电影院旁的自行车出租站，租了一辆自行车往家骑。
经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虽然到家了，但为了还车，他只好又叫上了村里的小伙伴，俩人骑着两辆自行车返回大兴县城，还车之后，小伙伴骑车带着他再次踏上回村之路。折腾来折腾去，为看场电影，这一下午时间就过去了。
现在的西里河村，村民家的一个局部。
如今，50岁的杜建国开着自己的电动出租车，每天沿高速公路往返于市内和村子。“生活变化太大啦。我们那个年代吃过的苦，现在讲给孩子听，他们都不信啦。”
从马车到每天30多班公交车
新机场航站楼正北约1500米处，便是西里河村与祁各庄村。天堂河从村南侧流过，新机场工程开始后，由于这条河横穿工地，被向北改道，并改名永兴河。河南侧曾有一部分祁各庄村的土地，已被征收。
新机场的未来效果图。
祁各庄村的村委会委员毕瑞良今年58岁，他不记得第一次进北京城的具体日子，只记得“当时我至少是20岁左右了，坐牲口拉车进城太远、太麻烦。”
至70年代中后期，公交车终于通到了祁各庄北边两公里外的紫各庄村，当时一天只有三班公交车。一些村民赶马车去北京城里卖菜，也不得不时常搭上一两个进城买东西、办事儿的人。
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几户村民便分到一头拉车的牲口。然而短短几年过去，随着收入增加，开始有村民购买手扶拖拉机。“我家是88年买的嘛。”毕瑞良说。既要吃粮食又要常伺候的牲口，逐渐从村子里面消失了。
此时大多数村民此时仍在村子里过农耕生活，“因为坐车去趟县城得两个小时。”
几天前下午的祁各庄村委会大门外，一位“兴23”路的公交车司机正在擦洗车身。“我们这车早7点到晚8点，每天30多班，途经附近的村子、礼贤镇，通到大兴县城。”司机师傅说，“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人在县城上班。如果想进城，到了大兴换公交地铁都很方便啦。”
大兴区属公交车，车站就在村委会门口。
此时西里河村的杜建国在和街坊下棋，自己家里的电动出租车正在充电。不一会儿充电完毕，他沿着京开高速一路80迈，40分钟就开到了马家楼桥。
“我的名字还是到村里插队的知青帮忙取的，当年我正要上学。”杜建国回忆起小时候的生活，除了开头那一幕看电影骑自行车的经历，“还有村里街坊骑车去城里卖菜，28加重自行车，后面放两根横杠，挂着两个大筐。”
三四十年过去，除了出租车，杜建国家里还有一辆小轿车。“2011年我买车的时候，村子里汽车不多。但最近几年，眼看着家家户户门口都停上了小轿车，有的人家甚至买了两辆车。”
供销社有猫粮没点心
西里河村最早的一家供销社商店，现在仍然开业。这家供销社有六七十平方米，木头镶玻璃的旧柜台中零零散散摆着各种生活品。灯泡茶叶、烟酒食品、瓜子花生、针头线脑、烟囱瓶胆，连办丧事的黄表纸都有货。
小店里。
53岁的孙凤芬是这里唯一的售货员。1984年她在礼贤镇的供销社参加工作，“我这一辈子卖过的东西可多啦。”然而现在，她感叹网购快递发展太快，让老商店失去了往日的魅力。
孙凤芬，还戴着套袖，颇有老售货员的风范。
“刚参加工作不久，供销社里开始有了电视机。听说城里抢购，但在我们这儿卖不出去。”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并不长，至1985年后，供销社几乎每天都能卖出一两台黑白电视机。“菊花牌的400多块钱一台，村民们赶着大车把电视机拉走。”
又过了一两年，彩电也开始在农村普及。“农村生活好了，结婚都时兴买彩电。可当时货源紧张，我们一次进货八九台，很快就能卖完。有的人为了抢购还会吵架。”
为了缓解供需矛盾，供销社推出了“储蓄买电视”的服务，即村民可定期将钱存入供销社，供销社按照银行利率计息，至足够一台电视机价钱且到货的时候，通知村民取货。
大门的把手。
1996年，她从镇上调到了供销社西里河村分销店做售货员。逢年过节，五个售货员总要为打包糕点忙碌。“走亲访友，都得拎上一盒。大年初二这一天店里流水能达到2000块钱。”
这样的数字如今小店已经很难达到，“何况当年2000块钱能买的东西，比现在多多啦。”
小店功能非常齐备。
2000年前后小店转制，孙凤芬承包下了这家店铺并以丈夫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冠朝商店”。几年过去，这里只保留了符合部分老人习惯的槽子糕一种糕点，因为“吃点心”已经不再象征着生活的富足。
没了点心却有了猫粮，农村的小宠物也不再是粗茶淡饭、刨垃圾堆。
不服吗？带着猫粮找我来啊。
孙凤芬一直想办法紧跟“形势”，既保留便民店货品齐全的特色，也在进货时更多选择流行的新产品。怎奈生意还是一直下降，“周边小店、超市开多了，大家不再只依靠这一家店。都有了汽车，想买东西去趟镇上或是黄村的大超市也都方便。”
如今小店里还在使用盘秤，卖些瓜子、花生、茶叶之类的。
小店转制、改名已有十多年，快递的电动三轮每天好几趟从店门口经过。但很多村民仍然习惯性地将这里称作“供销社”。
希望野生动物们能有个好归宿
“瞧，野山鸡。”一瞬间，一只长尾巴的野山鸡从公路上飞到了庄稼地里。农村的“野趣”，也是晒暖村民们之间的话题。
据村民们说，庄稼地中的蛇、刺猬、野兔都不算罕见，“黄鼬叼小鸡子，你们城里人称作‘黄鼠狼偷鸡’，现在时不常还能看到呢。狸狗子就是狸子，也经常能看到。”
咱运气不好，没看见什么野生动物。倒是处处可见小猫。
几位村民为一种动物的名称争竞起来，“鼢虫，经常在庄稼地旁边打洞，地面上能看见一个个小土包。”
“城里的记者哪知道鼢虫是个啥。那学名叫地羊。”
描述半天，大家想不出来这种动物到底叫什么，好在有个老乡知道，“你去查查，应该叫鼢鼠子。”
记者拿出手机搜索，原来这东西学名叫中华鼢鼠，是一种挺胖、比猫稍小、尾巴很短的类似鼹鼠的动物。
“我听老人们说过，如果能抓住，用泥巴包起来塞进灶台烤熟，挺好吃的呢。可惜咱年轻的都没吃过啦。”一旁的老村民补充到。
一大群麻雀飞过村旁的田地。
此外常见的便是野山鸡。村民们说，早间年村里并没有野山鸡，至后来榆垡有了野生动物园之后几年，野山鸡变得常见，“可能这家伙是从野生动物园跑出来之后，自然繁殖了。”
原本农民最关心的动物无过于牲口，可这里的牲口耕种模式早已被淘汰。如今的村民们更关注未来的规划，“新机场附近应该会有大片的绿化带、森林，希望这些小动物们还能继续在这里繁衍生息。”
古老的曲艺难以继承
据资料记载，大兴、涿州、固安交界处，于明朝出现过一种曲艺形式叫做“诗赋弦”，如今这种曲艺已经成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租车司机杜建国的母亲，便是诗赋弦的民间老艺人。
西里河村“诗弦巷”。不知道是不是和邻村东庄营的“诗赋弦”有关。这些乡村曲艺，谈不上固定的“归属”，十里八乡都流行。
“她70多岁了，村里和母亲同辈、一起唱曲的只剩下一个老大爷。没办法，虽然偶尔还去文化馆演出，但吸引不了年轻人。”杜建国介绍，早年间村里曾有大戏台，逢年过节十里八乡都会来到西里河村听曲，但近些年已经很少有演出，大戏台也拆掉了，一些老爱好者只是在春节才聚在一起唱唱。
“岁数都大了，扮才子佳人化了妆，还是不好看。”
诗赋弦使用与京剧类似的乐器进行伴奏，“曾经有城里的胡琴大师来探访，但毕竟是乡村文化，正应了那两个字：没谱儿。大师只能照猫画虎地学着拉了几段，没有咱村里老弦师拉出来的有味儿。”
缺乏了年轻人的继承，农村也即将变为航城，诗赋弦还能延续多久？“我们从小听这曲艺，挺喜欢的，希望还有乡村能把它继承下来。”
故土难离的村子
西里河村冠朝商店门口的魏石路，每隔几分钟便有一辆满载水泥、渣土的大货车轰隆隆地经过。这些车往返于新机场、渣土场、水泥厂。
一辆大卡车刚刚开过，村民们的三轮车一字排开让路、小心地通过。
“这么大岁数了，除了看着店，也不会干别的，只能盼着多给点儿补偿，咱也能住上楼房。”提起搬迁，孙凤芬苦笑着，“捆着发麻，吊着发木。”孙凤芬大姐还是很留恋她的供销社。
杜建国的母亲找不到更多的诗赋弦同好，而今她更喜欢带着老年证免费乘坐公交，定期到香山、颐和园转悠转悠。但杜建国自己却不愿意离开农村，“城里人都愿意去农村旅游，不就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比城市更舒服嘛。”
西里河村一个小院门脸。
连接着祁各庄村和西里河村的西李路，没有大车经过，格外安静。一辆满载大白菜的三轮车驶来，骑车老汉的播放器里响起经典歌曲《军港之夜》，才稍稍打破乡村的宁静。
静悄悄，静悄悄。
走在这里，不时会有过路村民主动打招呼，“小伙子，去哪啊？拉你一段吧，不要钱。”
毕瑞良说，拆迁已经近在眼前，村里时刻准备着迎接征地工作人员的到来。“很高兴能看见这老农村变成了新机场。但说真的，不愿意走，毕竟故土难离。”
来源：公众号 猫儿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