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相

总理亲自过问建厂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已过，粮食供应开始恢复正常，解决衣物供应问题适时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无法大量扩大棉田，眼光只能转向化纤。

日本是当时化纤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我国为了获得维尼纶生产设备，从1963年开始，在与日本没有官方关系的情况下，通过民间渠道多方努力。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经过日本众多对华友好人士的帮助，最终以“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备忘录”民间贸易协定方式，达成从日本进口全套维尼纶生产设备。当时进口这套设备十分艰难，因为当时发达国家对中国有技术和经济封锁。而与日方艰苦谈判后，也是以远高出正常价格的代价才达成协议，花费了当时国家极为宝贵的外汇。

这套设备生产长丝和短丝两种产品，长丝做鱼网、降落伞，短丝民用，相当于二十万亩棉田的产量。很快就达到了设计能力，当火车运走一列列维尼纶时，正如党和政府预期的一样，北京维尼纶厂为解决人民群众穿衣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维尼纶厂的诞生不仅有周总理的关心，在1965年初试生产期间，邓小平同志就来厂视察，同时带来周总理的问候。朱德同志在刚刚投产和文革动乱岁月，先后几次来厂，最后一次是柱着拐杖，在夫人康克清的陪同下来看望全厂职工，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在计划经济时代，北京维尼纶厂始终是北京工业企业中的佼佼者，它的年产值和利润多年占全市1％的份额，这个数字对于当年不足两千人的企业规模是个了不起的骄人成绩。作为全市乃至全国“欣欣向荣窗口”，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来厂视察外，各界人士更是川流不息，外国元首、政要也频频来访。

在外国元首的来访中，应当提及朝鲜的金日成主席。他几次到访，在以维尼纶“老资格”国家的身份介绍他们“二八维尼纶厂”的“经验、成就”时，对北京维尼纶厂建厂的速度、随着、设备的先进性以及管理的水平、中国工人逢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表示“钦佩”。

维尼纶厂1965年投产，来年的1966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当年，有多少单位“停产闹革命”，有多少单位处于开开停停半停产状态，更有多少单位产量下降，质量不保，各级领导为此“到处救火”！但是，北京维尼纶厂在文革最激烈时都没有停产，也没有减产，整个文革十年没有停产一天。在那个特殊时期，这应该算是一个奇迹。

工作从“偷学技术”开始

维尼纶厂建厂之初，职工组成分为几部分。数量最多的是从丹东、保定以及北京国棉一、二、三厂调来的老师傅，以及360名新招的青年工人，他们自称“老徒工”。“老徒工”既是真实身份的写照，也带有调侃自嘲的意味，及至后来这个称谓更多的是厂里元老、自豪的标签。这个称谓从建厂至今，跨越了半个世纪，“老徒工”的称谓附依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这部分人大多高中毕业，也有不少人因种种原因没有读完大学。他们中人才荟萃，不少人在绘画、音乐、体育等方面表现了不凡的天赋和能力，日后成了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还有一部分是“老技校”。这部分有200余人，他们是纺织部为该厂专门成立的技工学校所培养的技术工人。这部分人与“老徒工”组成了建厂之初工人的基本力量。此外，还有几百名大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位于北京顺义牛栏山的厂区，最多的是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大学生，也有一些印尼、马来西亚以至加拿大、巴西等国的归侨。不足2000人的工厂，有几百大学生，这个比例在全国工厂企业中不敢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罕见的。当时在流水线上的每个班组组长都是大学生，这个现象大概也开了国内企业用人的先河。

1965年5月，随着投产的临近，大批日本人来到厂里，约有一百多人，除了日本公司的一些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大多是普通工人。为了接待他们，厂里先期建起招待所，号称十五号楼。用当时的标准衡量，设施是十分先进的。厂里为他们配备了从北京饭店、新侨饭店等各大饭店请来的中西餐厨师，从吃到住到玩，都精心安排。

在维尼纶生产流水线，每道工序、每个班组都配备了日本人，他们既实际操作，又指导大家尽快掌握生产技术。这些日本人十分敬业、恪尽职守、对质量一丝不苟，甚至到了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苟刻地步。”

在向日本人学技术的过程中，“偷学”在全厂是频率最高的用语。所谓“偷学”，就是自觉学、主动学、挤时间学，不仅要学到日本人明面的技术，也要学到他们“背后”的技术，要完全掌握维尼纶全部生产技术。

在那些日子里，全厂到处是抱着厚厚工艺资料急速前行的身影，那种自觉学习技术的场景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每个班组的青年工人（大学生也都是工人）都紧随日本师傅身后，看他们如何操作，如何处理事故，如何检查设备……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更有不少人在不违反外事纪律的前提下，以各种方式接近师傅，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实际操作中看不到的东西，很快独立工作而生产出合格的维尼纶产品。

在随后的岁月中，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陆续进行了多项技术革新，不少人从当年刚刚迈出校门的大学生、学徒工成长为全国化纤行业知名专家或革新能手。

参观团里有末代皇帝

工厂投产后，随着产量、质量的不断提高，知名度也日益向全国拓展，加上厂子被赋予的“使命”，让一批批参观者接踵而至。记得1966年初，一群人从维尼纶主车间一侧鱼贯而入。领导说，这是全国政协组织的已经特赦出狱的国民党战犯、伪满洲国战犯到我厂参观学习。

虽然职工们对参观的人流早已习以为常，但对这次的参观者却不无好奇。因为这次来的有杜聿明、廖耀湘、黄维、郑洞国、沈醉、康泽……还有末代皇帝溥仪。当时溥仪看上去60来岁，身形瘦削，略显稀疏的头发夹杂着白发，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神态祥和。他总是紧挨着讲解员，那个认真劲儿、求知的欲望，有如刚刚跨进学堂的小学生一般。当大家知道眼前这位与在胡同随处可见的普通老头别无二致，又透着一股可爱劲儿的人就是“宣统皇帝”时，好奇的目光都集中到溥仪身上，一时分不清谁是参观者、谁是被参观者了。

参观团走到维尼纶短丝最后产出成品的打包工序时，讲解员告诉他们，眼前这些洁白如玉、柔若丝绵的维尼纶，它的原料是石灰石，也就是石头。这群见多识广的人无不惊讶得目瞪口呆。溥仪更是不顾矜持，双手握住一位青年工人的手，激动地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

在特殊的年代，厂里接待安置过一些特殊的人。大概是1973年左右，曾在文革初期叱咤风云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谭厚兰被有关部门安置在这个厂。当年，由姚文元任团长，谭厚兰任副团长的“红卫兵代表团”曾访问阿尔巴尼亚，她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谭厚兰个子矮矮的，略有些胖，浑圆的面庞配一副白边眼镜，给人感觉憨厚、老实。她只待了个把月，就悄然离开了这个厂子。

最引起轰动的，是刘少奇的一个女儿的到来。她当时化名“兰欣”，刚20来岁，长得美丽高挑。兰欣的到来，自然成了年轻人的话题。当初，人们不知道她的来历。见到这样一位漂亮的姑娘，颇引起了几个外表帅气、自认还够“资本”的小伙子不小的动静。当人们知道这个“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是刘少奇的女儿时，那种惊讶非同小可。

尽管兰欣落难于此，但大家没有歧视她，依然把她看作国家领导人的女儿。她周围的人更是对她关怀备至，爱护有加。她也很快融入了这个集体，与不少人建立起友谊。兰欣大概在维尼纶厂工作了三年，“文革”后期，她悄然离开那里。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北京维尼纶厂的产品开始滞销，尽管维尼纶厂奋力挽救，上新设备、上新产品，但已无力回天，眼看着多么辉煌的一个企业轰然倒塌！她曾经为解决人民群众穿衣问题出过大力；曾经为北京市贡献了几十亿的利税；曾经接待来自上海、重庆、江西、云南……一批又一批新建维尼纶厂的实习者，她可以说是中国维尼纶工业的摇篮！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