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山

徐懋庸与第一任夫人刘蕴文

曾视鲁迅为最高目标

徐懋庸生于1910年，本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人，父亲“专门制作和修理筛面粉用的纱筛”，家境清贫，但一个月尚能吃几次豆腐和两次肉。

徐懋庸5岁入小学，12岁毕业后，家中无钱供养，叔父将其介绍到一所小学当教员。15岁时，徐懋庸开始在胡愈之主编的《上虞声》上发表文章。他说：“就在那时，我树立了做一个进步作家的决心，胡愈之是我的模范，而最高的目标是鲁迅。那时我对鲁迅十分崇拜，读了许多他著译的书，还订了一份《语丝》。”

1927年，因散发地下革命刊物，徐懋庸遭通缉，只好离开家乡，逃到上海，化名余致力（即孙中山遗嘱中首句“余致力革命凡四十年”的前三字，以此为名，有戏谑意味），入劳动大学附中。在这里，徐展现出桀骜不驯的一面，据曹聚仁说，他一口气赶走七名国文教员，“直到他不想再赶了，第八位国文教师才得苟安下去”。

1930年，徐懋庸毕业后回乡教书，1933年，他带着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译稿回到上海，但商务印书馆等拒绝收，只好以60元卖给一家小出版社。

徐懋庸在劳动大学附中上学时，鲁迅曾到校讲座，《托尔斯泰传》出版后，徐寄给素昧平生的鲁迅一本，并随信请教了几个问题，鲁迅收到书当晚便回了信。

因生计无着，加上夫人将分娩，徐懋庸又离开上海，开始试写杂文，并向《申报·自由谈》投稿，编者黎烈文慧眼识珠，连发2篇，并约徐再写。连续发表11篇杂文后，徐懋庸第三次来到上海。

林语堂都被他骗了

1934年1月，黎烈文召《自由谈》主力撰稿人聚餐，徐懋庸首次见到鲁迅，同席还有郁达夫、林语堂、唐弢、周木斋等。

据徐懋庸记，林语堂晚到，问鲁迅是否又用新笔名，鲁迅问何以见得，林说徐懋庸不是你吗？鲁迅大笑：“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

徐懋庸说，唐弢刻意模仿鲁迅，笔法“更加形似”，“后来我接受了左联同志们的意见，有意识地减少文言句的使用，避免过于曲折，就不怎么和鲁迅先生的风格相像了”。

1934年5月9日，黎烈文辞职，光华书局想借势出《自由谈半月刊》，请徐懋庸当编辑，徐问鲁迅，鲁迅劝他“不要跳下这泥塘去”，可左联却让徐懋庸跳，只是刊物改名为《新语林》。

徐懋庸向鲁迅约稿，鲁迅答应支持。果然两三期后，光华书局“一方面说销路还好，另一方面却拖欠稿费”，徐无奈，只好辞职，《新语林》最终夭折。鲁迅劝徐懋庸“事情已经过去了”。

曹聚仁曾说：“他（指徐懋庸）的犀利观察，和丰富的知识，可以成为第一流的批评家……作为新现实主义的批评家，并不在冯雪峰之下。”

徐懋庸的一位好友死在敌人手中，朋友托他写传，徐写了十多遍，就是写不好。1929年，徐读到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以生命写成的文章》，恍然大悟：“我的失败，原因是生活的空虚。自己的生活空虚的人，对于他人的充实的生活，也是不能深刻地认识的，既无深刻的认识，当然不能深刻地表现。”

徐后来迅速成功，与其人生修为有关。

一封信惹怒了鲁迅

1935年10月，徐懋庸被选为左联行政书记，当时他还不是党员。名义上，鲁迅是左联盟主，但实权在周扬、夏衍等人手中，许多决策不告诉鲁迅，致双方关系紧张。而鲁迅与徐懋庸关系密切，为徐的两本杂文集写过序，鲁迅先后给徐写过52封信，故从1934年下半年起，周扬便派徐和鲁迅打交道。

夹在鲁迅与周扬之间，徐懋庸深感别扭，但他觉得：“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总得基本上相信周扬他们所说的。”

其实，当时周扬的处境也很尴尬，因得不到党的消息，只能根据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转载的“八一宣言”和第三国际机关报上的译稿定政策。11月，左联驻苏代表萧三在王明、康生压力下，写信通知周扬，解散左联，转向“国防文学”。

徐懋庸家书

秉承周扬旨意，徐懋庸去和鲁迅协商，鲁迅表示服从大家的意见，但希望发个宣言，勿不了了之，被周扬拒绝后，鲁迅“脸色一沉，一言不发”。

周扬随即成立“文艺家协会”，鲁迅坚决不参加。针对“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和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依然强调阶级斗争。

为争取鲁迅，徐懋庸给鲁迅写了信，指责说：“我觉得不看事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

这封信，激怒了病中的鲁迅。

教授不许儿子戴鸭舌帽

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鲁迅将几年来的积怨一股脑发泄到徐懋庸头上，徐懋庸感到很委屈，因许多事是在他加入左联前发生的。更让他震惊的是，周扬“认为我给他们惹了大祸，就开了一个会批评我……而他们自己却毫无检讨”。

一怒之下，徐懋庸写了《还答鲁迅先生》，称鲁迅的文章“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横暴恣肆，达于极点”。
自知与周扬无法调和，28岁的徐懋庸辗转去了延安，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对他印象极佳，说：“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

毛希望徐懋庸去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徐说搞文艺的人脾气怪，不愿再入此圈，毛便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教哲学，还派人将徐的家属接到延安。后彭德怀看中徐懋庸，让他去太行山区负责文艺工作，在那里，徐懋庸又与赵树理冲突，连彭德怀也称徐“傲上”。

新中国成立后，徐懋庸到武汉大学任副校长，却大权独揽，称“我来武大，就是来把知识分子搞臭的”，逼教授下跪，称“今天我要教授下跪，明天就要院长下跪”。在《回忆录》中，徐懋庸承认“犯了骄和躁的毛病，工作方法也简单化”。

在徐懋庸铁腕下，著名学者周光辉、桂质廷含冤而死，叶雅各、曹诚克、燕树堂等被解职。以致一些武大教授不让儿子戴鸭舌帽，说一看就想起徐懋庸的流氓相。因反响太坏，徐懋庸被调离。

一条注释后的人性博弈

1957年，徐懋庸被打成右派，但围绕《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还有更多的故事。

在反右运动中，冯雪峰也被打成右派，好友邵荃麟找到他，建议他“跟中央保持一致”，即将《鲁迅全集》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加以改动，称此文是冯雪峰写的，文中采取了宗派主义态度，而鲁迅当时正生病，不了解情况，未对事实进行核对。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派冯雪峰到上海，冯先去找非党员鲁迅，而不是周扬。周扬认为，冯是在挟鲁迅以自重，但考虑到实力对比，当时并未发作。

最终，冯雪峰亲笔写下伪证，该注释出现在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可事后冯雪峰发现：“我以为党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当了。我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

1966年7月1日，该注释问题又被《红旗》杂志提出，认为是周扬的罪证之一。因为康生将“国防文学”与王明联系起来，称周扬当时贯彻的是王明路线，周扬因此被打倒。

鲁迅博物馆陈列厅 资料图

1977年10月，鲁迅博物馆的学者陈漱渝先生访问周扬，问到这条注释，周扬坦然回答道：“写这条注释的事我事前并不知道，但写成以后给我看了……这个注释是雪峰检讨自己，实际上是批评鲁迅。我同意发表这条注释是不对的。”再次将责任推给了冯雪峰。

学者李新宇写道：“如果冯雪峰还活着，看到周扬的如此言论，不知是该自杀还是去找周扬拼命。”难怪徐懋庸曾说：“周扬想把我当成肥皂，以我的消失洗净他的责任。”

手中的工作被电讯截断

1958年，徐懋庸被下放到河北赞皇劳动，在此期间他写诗百余首，称：“书生垂老学为农，五十斤挑兴特浓，却觉归途空担重，最难善始又善终。”其实此时徐懋庸才48岁。

1959年，徐懋庸回城后，曾翻译法国哲学家萨特、加罗蒂等人的著作，但“文革”爆发后，大量译稿丢失。1972年，离开干校的徐懋庸开始写《回忆录》。

1976年，陈漱渝先生拜访徐懋庸，希望他把鲁迅给他的52封信注释出来，恰巧当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徐懋庸身体多病，住不了抗震棚，便去南京的儿子家。

1976年底，学者发现了鲁迅的13封书信，媒体记者在发稿时竟称：“新发现的这些信……对徐懋庸伙同周扬、张春桥之流，‘以文坛皇帝自居’，围攻鲁迅的反革命面目的揭露，对我们今天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有重要的意义。”

徐懋庸写了《对一条电讯的意见》，挖苦说：“把徐懋庸升级到周扬之上，使他具有‘伙同’周扬的资格，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又创造了徐懋庸‘伙同’张春桥的‘新闻’。”

第二年1月7日，徐懋庸突然病倒，2月7日与世长辞，终年67岁，只完成了7封信的注释工作。

徐懋庸平生只有一个好朋友，即任白戈（曾任重庆市委书记），但任白戈也说徐骄傲，看不见同志的优点。由此看来，鲁迅说“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并不完全是气话。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