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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安史之乱”的叛徒?动乱平定后唐玄宗等力主严惩“贰臣”

2019-08-02 07:12 编辑:TF008 来源:北京晚报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贰臣”和“敌人”的境遇难以捉摸——之前穷凶极恶的敌人,投诚后颇受重用;而不能死节的臣子,常被视作不忠不义,仿佛比敌人更加可恨。安史之乱中,存在两类“叛徒”,一种是“逆臣”(敌人)起兵反叛朝廷;另一种是“贰臣”,情势之下的投降者。每个人都憎恨“叛徒”,然而,如果满朝文武皆是“叛徒”,又该如何处理呢?

作者 赵慕宇


我们不妨从《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一书中寻求答案。本书系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的作品,集数年研究于八篇文章,详细破解从安史之乱到藩镇割据时代,各方势力的真实心态,并以丰富史料相勾连,提出颇多创见。

过往观点认为:安史之乱种族矛盾严重,安禄山是“胡人”代表。但本书通过对(安史)燕政权的考察,认为尽管安禄山依靠蕃将蕃兵,但政治上熟练运用汉式的“五行相代”学说,建构政权合法性。此外,居于河北的士族,也有“归葬两京”习气,即无论身陨何处,最终以埋葬于长安、洛阳,作为政治生涯盖棺定论的象征,比如书中分析的严氏一族。燕政权自史思明掌权后,也更加因循唐例。

因此,燕政权攻陷两京后,唐廷高官没有太强的“异质感”,不过视其为王朝更迭,形势所迫之下,导致“为贼所污者半天下”。乱世中的世家大族多选择自保,经作者考辨,虽然唐廷与燕政权前线厮杀激烈,可世家大族之间、以婚姻关系为代表的人际网络却运作如常。相较于两军浴血奋战,士大夫阶层反倒显得自利和苟且。

本书第二章的中心人物王伷,是效力燕政权的汉人代表,也是典型案例。燕政权在后期已显示出很强的汉化倾向,像汉族士人王伷、许叔冀、邵说等已成为燕政权决策层。他们善于观察时势,虽掌权河北,却暗自输忠于唐廷,给自己预留退路。

与此同时,唐廷非常倚仗降将的游说、瓦解、归化叛变之用,许以其高位,甚至于历史记载多有回避,采用“胁迫”之意讳饰在敌经历。这说明安史叛将的处境,并非因仕伪而险恶,反而因其重要,往往得以善终。这不禁令人想到宋代《鸡肋编》所录民谚:“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动乱平定后,唐玄宗及其继任者力主严惩“贰臣”。相比对“逆臣”降将的宽容,皇帝对曾食唐禄却投降叛军的官僚,意欲展开核查及处罚。不过,这一举措在现实和意识层面都遭反弹,清查工作因涉及面太广,导致人人自危,最终草草收场。其中李岘之言颇具代表性:“况河北残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网,适开自新之路,若尽行诛,是坚叛逆之党,谁人更图效顺?”

其后至肃宗时,朝野更将对“贰臣”严厉制裁,视为苛酷滥法之举,弥漫对“贰臣”的同情。同时,对张巡死守孤城这类守节行为,舆论甚至以为无甚推崇。张巡曾在安史之乱中,死守睢阳,与敌苦战四百余次,最终弹尽粮绝,是马革裹尸的忠义典型。但正像独孤及所言:“危而去之,是智免也。”当时臣子并无以身殉国之风气,所谓苟且,也许正是唐廷庞大官僚阶层的选择。

总之,投降安史政权的变节行为,在平乱之后,依然笼罩在士大夫对“贰臣”的同情和回护中,清算之事颇有“法不责众”的味道,最终以君臣相安无事告终。显然,如宋元明清易代之时,宣扬的“忠义”观念不同,此时唐朝仍囿于世家大族联结成的官僚集团,士大夫官僚的行为和观点,依然能很大程度改变当时舆论,甚至是历史记载。像赵骅在乾元年间仕于伪廷,之后宦途不仅不受影响,反而畅达,即连史书亦称“忠义”,可谓典型事例。

我们很难说,站在维持政权的角度上,究竟该如何处置“叛徒”,但不言自明的是,为了维持高位,保护自身既得利益,唐廷的管理基石——士大夫阶层,并没有表现出皇帝希望的模样。也许,这和朝代并无关联,而是人趋利避害的选择。而无论如何,对于张巡这样能够忠于国家、忠于信仰、忠于自身的“英雄”,我们都应该抱有更深的敬意。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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