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辉

清乾隆缂丝七夕乞巧图轴

这是1906年第12期《赏奇画报》中，“社说”栏目发表的、署名霸伦的《乞巧绪谈》。文中“天孙”指织女星，因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

1906年，《赏奇画报》（旬刊）由杨杏帷、吴懿庄、魏季毓创办于广州，追求“赏心悦事，奇语惊人”，总共只出了27期，自称“凡干涉闺阃政界，不轻阑入”，可对七夕的批评，有些犀利。

一方面，这是“粤人重乞巧，灯火到天明”传统的反拨。

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步步紧逼下，时人进退失据，将落后的责任贸然推到传统文化上，以为除之方可图存。

值得注意的是，霸伦此论并非独家，翻检旧报，近似说法此起彼伏。以致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风俗改革委员会，该会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乞巧节（即七夕）。

七夕招惹谁了？废除行动为何未能成功？值得一番钩沉。

牛郎、织女晚相会了6天

提起七夕，人们马上会想到牛郎、织女的故事，其实，二者初期本无关联，后渐合流。

牛郎、织女始于先民的星辰崇拜，周人已知银河北有三颗星，从早到晚会7次变换位置，运动轨迹近似织机的梭子，因此称之为织女星。织女星很亮，往往用来确定时间。牵牛星则隔着银河，与织女星相对。

每年七月初，织女星会出现在正东方，古人将这一天确立为七月一日，表示已进入秋季。所以，牛郎、织女应在七月初一相会，后人又给他们耽误了6天。

在古代，普通人没有日历，为方便记忆，节日多是月份第一日、月份正中日、月日重合日，故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都是节日。

《诗经》中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旧历七月相当于今天的9月，诗中的“火”指大火星（即天蝎座主星），至此月开始西行，气温渐低，盛夏消退，且非农忙之时，属于晒衣的好时节。

至晚在魏晋南北朝时，每年旧历七月七日，人们便会将室内物件搬出、曝晒，并称这一天为“晒衣节”或“晒书节”。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道：“阮仲容（即阮咸，竹林七贤之一）、步兵（即阮籍，著名诗人）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犊鼻裈”相当于大裤衩，用竹竿挂起来晒，确实不太文明，诗人以此来嘲讽富人。

鹊桥之说从何而来

牛郎、织女是如何与晒衣节汇合的呢？

或因七在古代文化中有特殊含义，五行加阴阳即为七，七又是仅次于九的阳数。古人视七月七日为大吉，多在此日求子。

据《搜神记》载，汉代开国皇帝刘邦迷恋戚夫人的舞蹈，每到七月七日，必“临百子池，作于阗乐”，舞毕则“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绶”。

《汉武故事》中则称：“景帝梦高祖谓己曰：王美人生子，可名为彘。以己酉年（前156年）七月七日旦，生武帝于猗兰殿。”

《搜神记》《汉武故事》是小说，所录未必都确实，但也说明，至迟在魏晋时期，七夕与生育之间已有关联。

此时期还有一大创造，即出现了乌鹊桥，可渡牛郎、织女相会。从天文角度看，并无此事。对于该传说，宋代学者批评最力。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中称“其说皆怪诞”；王观国在《学林》中批评道：“河鼓星在织女、牵牛二星之间。世俗因传渡河之说，媟（音同亵）渎上象，无所根据。”

王观国亦误，河鼓星由三星组成，中间最亮者即为牵牛星，另两星被传说为牛郎的子女。

学者罗愿认为：“涉秋七日，（乌鹊）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更是牵强。

乌鸦叫声不雅，后来丢了渡牛郎织女的差事，乌鹊桥变成了鹊桥。喜鹊喜晴，不避人，叫声亦优雅。看来，即使是鸟，会说话与不会说话，待遇上也有很大差别。

满街的孩子都在装磨喝乐

牛郎、织女霸占了七夕，晒衣节只好搬家，改到了六月六日，北宋时称为天贶（音如矿）节。传说宋真宗赵恒在这一天得到上天赐予他的一部天书，宋真宗因此建了座天贶殿。

旧历六月六日正在伏天，所以，晒衣节又被称为“晒伏”。但民间仍有七月七日晒衣服的习俗，清光绪年间《保定府志》等便有相关记载。

七夕文化盛于北宋，当时开封还保持着晒衣节的习俗。据《宋会要》载：“皇朝故事，以七月七日为晒书节，三省六部以下，各赐缗钱开筵讌，为晒书会。”

《岁时杂记》则记录了民间的生活：“东京潘楼前有乞巧市，卖乞巧物，自七月初一日为始，车马喧闹。”

宋代人过七夕，不是太关注爱情，更多是为祈子。在当时，七夕已成重要节日，“前三五日，军马盈市，罗绮满街”。

七夕热卖品是“磨喝乐”，一种泥制儿童玩具，富家则用蜡制，皇家另加金银、珠宝装饰。在市场上，顶级“磨喝乐”一对需上千钱。

磨喝乐又称魔侯罗等，本是印度传说中的神祗，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儿子，天龙八部之一。磨喝乐乃蛇首人身，传入中原后，变为憨态可掬的儿童形象，又叫“化生”。

“化生”可保佑人们生儿育女，《唐岁时记事》说：“七夕俗以蜡作婴儿形（穷人多用泥制），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宜子之祥，谓之化生。”

“化生”多执莲叶，所以宋代家长七夕时会给孩子买荷叶玩，“执之，盖効颦磨喝乐”。宋代著名的婴童瓷枕，实为磨喝乐枕。

女孩儿节要玩上一个通宵

经宋人改造，乞巧成了七夕的必备节目。据曾诚先生考证，乞巧是一种闺阁游戏，主要有三种玩法：

其一，穿针乞巧：汉代即有，据《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七夕夜，女子们将7根针或9根针并排，能用五彩丝线穿过者为“得巧”，亦可竞速。

其二，喜蛛应巧：始于南北朝，据南宋周密记载：“以小蜘蛛贮合（即盒）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久。”

其三，投针验巧：即“于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影子越好看，越说明“得巧”。

在宋代，也有学者对七夕节提出批评。司马光在诗中写道：“土偶长一尺，买之珠一囊。”讽刺当时的奢靡之风。

元代时，来自唐代长安、宋代汴梁的七夕节俗进入北京。每到七夕，大都热闹非凡。从宫廷到官场，乃至民间，都要办巧节会，要玩上一个通宵。据记载，巧节会是“宫庭宰辅、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称曰女孩儿节。占卜贞咎，饮宴尽欢，次日馈送还家”。

当时民间还有“五生盆”的习俗，这是宋代就有的节俗。即将绿豆、小豆（赤豆）、小麦等，用水浸于瓦盆中，待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线束之，置小盆内，七夕供祀牵牛星，谓之种生。

清代宫廷七夕有“献戏”

明代初期，通过“去元化”，元代节俗渐废，其中很多本是中原习俗。

在《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女儿生于七月七日，请刘姥姥给她起名，刘姥姥说：“就叫他是巧哥儿。这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可见，民间已将旧历七月七日视为凶日，与先民的看法截然相反。

清代过七夕最大的特色是宫廷演“献戏”。献戏是有娱神性质的表演，每个宗教节日都不能落。清宫一年献戏日期包括元旦、立春、上元前一日、上元、上元后、燕九节、花朝节、寒食节、浴佛节、碧霞元君诞辰（四月十八日）、端午、关帝诞辰（五月十三日）、七夕、中元、北岳大帝诞辰（八月十日）、中秋、重九、十月二十五日、冬至、腊日、除夕等。

道光皇帝登基后，厉行节约，禁了献戏，但据《道光二十五年恩赏日记档》载：“敬事房传旨，明年七月初七日，西峰秀色念斋意，献戏、陈设冠袍、带履、桌张、灯，俱不必伺候，钦此。”

看来，禁献戏只是做姿态，等大家都忘了这个茬，皇帝趁七夕又偷偷看上献戏了。

清廷重视戏剧，是出于统治需要。洪昇创作《长生殿》时，康熙曾给予大力支持。一方面，以唐玄宗之昏反衬自己之明；另一方面，力推七夕，以强调旗民文化、习俗相通。

清宫女眷多，高度重视七夕，七夕供与二月初一的太阳供、八月十五的月供并称三堂供奉，一直延续到宣统时期。

十一条令还是没能禁住七夕

清末民初，改良社会风气成为焦点话题，七夕亦受牵连。

据学者曾应枫钩沉，1912年广东军政府已将七夕视为“陋俗”，发令称：“每届七夕，无知妇女，尤沿奇巧陋俗，甚有学校女生，亦腼颜为者。”

民间亦有对抗，著名作家欧阳山曾记1925年“沙基惨案”后，广州人用七夕乞巧，纪念死难女性。报章称：“一时鬓影衣香，珠光玉笑，道路为之生色 。”

1929年七夕前，广州市风俗改革委员会下令：“一、打破七夕拜仙陋习；二、打破七夕烧衣陋习；三、七夕烧衣是不良的风俗；四、七夕拜仙是怪诞的举动；五、七夕会牛郎是无稽的诳语；六、禁止七夕拜仙烧衣；七、谁敢烧衣拜仙即拿公安局究办；八、禁止商店贩卖七夕拜仙烧衣用品；九、禁止七夕拜仙烧衣是改革风俗的起点；十、一致遵照公安局布告废除七夕拜仙烧衣；十一、我们自动起来废除七夕拜仙烧衣。”

据《广州民国日报》同年8月8日报道，警察还拘捕了几位七夕设香案的女性，“警员严厉教育了她们，还听说要把她们送到公安局去‘警戒’，以警示那些胆敢违法者”。

没想到，第二年2月，广州市风俗改革委员会被取消了，禁止七夕不了了之。但影响仍在，直到1933 年第1期《新天津画报》上，沙荒穆还以《织女拒绝乞巧》为题呼吁：“敬告诸位乞巧的迷死们，‘打算巧，自己找。’下上工夫去研究、去追求，将来准可以‘巧不可阶’。”

破除迷信是好事，但把传统一概推倒、一律禁止，未免狭隘。

（原标题：90年前，七夕为什么没禁住）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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