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潘门学长”高冠华，因何称“谁都没有我幸福”？

1940年，重庆璧山，高冠华从国立艺专毕业留校，与老师潘天寿从单纯的师生，兼而成为同事。在暂作校址的天上宫（福建会馆）内同寝一室，晨昏相随。高冠华晚年忆及此说：“（潘）先生桃李遍天下，但谁都没有我幸福。”次年，潘氏请假归浙。行前某日半夜，他摇醒已睡熟的高冠华，再次叮嘱：“你想要有成就，非得诗、书、画齐头并进，切不可分先后高低，否则就断臂缺腿，只能拿着拐棍，一弯一弯地走呀！”以后的岁月里，高冠华每每将恩师的此番叮咛比喻为醍醐灌顶的“夜半钟声”。

高冠华在中央美院（1981年)

高冠华几乎是横空出世的，没有来由。在他的履历中，抗战时期受知于潘天寿先生，并紧随流亡的学校辗转颠沛到重庆是其人生面貌的高光处，如果还捎带有一些1950或稍后年代的事迹，也基本是作为与潘先生交往的补遗。再往后，空白。

检看他人写高先生或他自己写下的文字，关于这一段（大约有十多年）也是一样的，空白。只是传闻，他从北京被开除后，遣送回原籍南通乡下，并无固定工作，收入当然也不能固定。据说，在那些最困顿的年月中，他靠画大型的领袖像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先后总共画了178幅。有一种《高冠华年表》说：“他被下放南通后一直从事艺术工作。在南通港、天生港高空作业绘制巨型油画领袖像，忘我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对这样的表述，我不能苟同。因为，高先生对这十多年，至少在与我面对面的回忆中，是一向直接“跳”过省略的。

高冠华的“时间”，大约是从1980年代初重新开始的，更准确地说，之前的“时间”是消失在无时间概念的黑洞中的。但从重新回到中央美院那一刻，对高冠华而言，套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位著名诗人最著名的长诗标题——“时间开始了！”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形容“时间”：“跨过了这肃穆的一刹那/时间！时间！/你一跃地站了起来！……”

高冠华成名于抗战时期，失宕于“文革”。在更早一些的日子里，作为写意花鸟画家，由于不能直接反映热火朝天社会主义建设，他应该可以感受到被疏离于时代的寂寥。如与中央美院曾经的同事李可染做一个不恰当的对比，很明显，高冠华的“时间”是被割裂的。加之直接被下放到最底层，其实是与中国美术界和最顶尖的画家们直接区隔了。没有同行的交流（激赏或批评）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坐标和相互参照，这里阙如的，不是柴米油盐冗长的庸常生活，而是艺术家生活最需要的生存空间。因此，即便他在政治上可以被一夜“平反”、在身份上被集结“归队”，他依然需要时间去弥合由于生活跌宕所造成的心灵创伤，需要时间重新审视失焦多年的创作角度和高度。被磨销的才气、有待恢复的灵转笔墨，都最需要——时间。

在抗战时期的国立艺专，高冠华有同窗吴冠中。据说他们二人在校时，国画竞赛曾高冠华第一、吴冠中第二；油画竞赛则吴冠中第一、高冠华第二。潘天寿的两个学生，一个“冠中”，一个“冠华”。此成为一时佳话，流布颇广。

但此则逸事我始终未能找到其原始出处。高先生晚年勤于绘事，除了寥寥几篇回忆潘天寿的文章，几乎没有留下其他回忆。吴冠中先生在杭州艺专时即与高冠华同学无误，此外，他们还曾在1950至1960年代中的数年在北京艺术学院同事。大约在1964年，艺术学院解散，吴冠中被中央工艺美院招揽，高冠华去了中央美院。吴冠中有《望尽天涯路》回忆录一册，由零散的文章集结成书，出版于高冠华去世前的1993年。在与高先生有交集的两个时期的文字中，均未提及高冠华。

在1990年代，作为潘天寿在世最年长的学生，高冠华被人尊称为“潘门学长”，并被公认是学潘天寿花鸟最像的画家。他的画，诗、书、画并举，无不用力经营。题画的诗往往自作，可咏可品。书法用墨则喜欢浓淡不一、正倚斜行，极有辨识度。我本人最喜欢他将北京的“北”字，那一横写得宽广无比。他在画面上，构图之险峻、色彩之泼辣、笔墨之淋漓往往有出人意外者，有着乃师风格形式上一以贯之的霸蛮、强悍和十分的不讲理。但假如可以允许批评置喙，我也想说高先生的画，少了些淡定与从容。原因也是确定的，盖因时间紧迫也。

问：“此是耶非耶？幸乎不幸乎？”

答：“孰能知之？！”

高冠华先生“抢救”时间最终是否成功，答案，仍将由时间做出……

1994年夏天到来之际，我即将离开北京。我一一向老先生们或电话、或写信分别请安及告别，大多是并不见面的。6月25日早上，高冠华先生来电招我去帅府园高家，那天上午正下着小雨。去后没想到的是，高先生为我画了一张画。这张画落款有作画的时间，正是昨日（6月24日）。高先生指着画上的一句诗“卧听雨声怨夜长”，对我说：“这句诗是专门给你写的，这是我的心情啊。”

桃花潭水深深如许，此时，我还能说什么呢？！

回上海后，因工作的转向，与北京诸位老先生们的联系渐渐远淡了。当时，艺术品拍卖方兴，我给高先生去信，有劝进之意。高先生给我回了一信，满满地写了两页。一页是信，其中最后一段再一次回忆了与潘天寿的往事，既铭心志，又是对我建议的回复：“弟自台湾返京后，并自您等在报上发表宏文后，各大报十余家，又相继刊登长篇文章，国内外影响很大。现在全国各地络续来信、电话，甚至出高价收购。但‘物稀为贵，质量第一’，切不可晕头转向，惟利是图，日必孜孜精进为上。昔日函告先师（潘天寿），拟在京（重庆）个展，迅赋四绝代简，以资鼓舞。待昆明、重庆两度展出，告以‘黄金百两’。却缓言指责，迄今犹历历在目，未敢一日忘怀耳！此语决不有违兄意，请勿误会。谢谢！谢谢！”

另一页是他的诗作，在白笺的正反面抄录了《黄山行》《西递》《过方城》《白洋淀》《重棹西湖》《再到金陵》六首诗。这六首诗，现已被收入《高冠华诗词集》。此集出版于1995年，当是高先生亲自编定本。

我还保存有《高冠华八十寿辰展》请柬一张，上印：“订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九时半举行八十寿辰展，敬请光临。”主办者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央美院等，展出地址是北京王府井帅府园中央美院陈列馆。主办者还细心地在请柬上备注：“乘103、104无轨电车至百货大楼车站。”这应该是高先生专信寄来的，路途遥远，不能趋往，惟有遥望和遥祝。如今，这一片纸头，成为刻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