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大齐 文并图

我们现在的卫生间，在老北京，人称为“茅房”，从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出其形貌的简陋。条件好些的四合院，在院子西南角上盖一小房，挖坑儿砌砖，就是大小便的地方了。如果是大杂院住几十口人，一般院子里就不设“茅房”了，而是在胡同里搭建一个“官茅房”，就是后来说的“公共厕所”。“官茅房”里面十分简陋，并排挖几个长方形的坑，周围墁上砖，没有冲水设备，所以臭气熏天，夏天蚊蝇乱飞，冬天脚底湿滑，极不卫生。你在胡同里要想找厕所，闻着味儿就能找到。

这种“官茅房”周围的居民都要到此来方便，早晨起床后上厕所的人多，甚至要排队等候。如果赶上闹肚子，真是痛苦不堪。人多排泄物就多，每天都得有掏粪工（我小时候管他们叫“掏茅房的”）来清理，他们把粪车停在路边，人背粪桶进去掏大粪。这可是既要体力又得有技术的活儿，半人高的粪桶就得有十来斤重，再装满了粪便，足足得有五十多斤，所以常见掏粪工人背着粪桶，还要用粪勺儿的长把儿架在肩上，垫在粪桶把下面，以减轻肩的压力，掏满一桶他们就背出来，倒进停靠在路边的粪车，再进去继续掏，每个坑儿见底为止。凡是干这行儿的常年累月压磨肩膀，双肩落下厚厚的老茧。在数九寒冬，他们干起活儿来也是浑身大汗，湿透衣服。可以说在北京城里最脏最累的活儿，就数掏大粪了。几十年前我常在街上遇到掏粪工人在胡同里干活，周围的人都远远地躲避，还有人用手绢捂住鼻子快步走开。人们既需要掏粪工人，又看不起他们。

但是掏粪工中还真出了个名人，他就是时传祥。他十四岁从山东逃难到北京，为了生存，背起了粪桶，在旧社会受尽了凌辱。1949年后，他以“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职业操守，成为了全国劳模。在1959年全国“群英会”期间，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了他，并和他握手，了解他的工作情况。这张握手照片在全国各大报刊上登载，一时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榜样。

过去农村种庄稼，全靠人和动物的粪便做肥料，所以掏出来的粪，集中在北京城的城墙周边晾晒，像安定门外就有个大晒粪场。他们用炉灰、垃圾围成个大池子，把粪便倒进去，再用灰土盖在上面发酵，沤成农家肥，晾晒干了，拉车卖给农民。我曾经到护城河边去写生画风景，闻见臭味儿，一看，晾的都是黑色的粪块，夏天又热，苍蝇嗡嗡成团地飞。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市的厕所改造成为城市建设的重点，这是一个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市政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多的人搬进了楼房，有了清洁、舒适的卫生间。就是胡同里平房户共用的公厕，也有了冲水设备，随时有人清洁打扫。从茅房到卫生间的变化，也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市政文明程度的变化。“掏茅房的”也成了历史留下的一个特殊行业的名字。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