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

这与同样具有“土象气质”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二战困境中选择自杀相似，但本雅明生前并未享受到茨威格那样的殊荣，其48年的短暂人生，充满了颠沛流离与怀才不遇，而这一切，直到他去世后才发生彻底改变，其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至今仍在对知识界产生深远影响。

难以精准描述的思想家

在将星如云的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界大咖中，本雅明是最难被清晰描述与解读的哲人之一。很多人将本雅明视为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员，概而论之，如此归类并非不可，但本雅明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人物在资本主义批判的路数上差异较大，他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始终处于较为边缘与独特的地位。

如果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脉络上看本雅明，他的思想出发点是反思西方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性进程，其文化批判与文艺评论中强烈的政治色彩，也的确与“西马”各路思想大咖有相似之处。但是，本雅明的思想又十分具有“内倾性”，并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这又与他的宗教背景、直觉式的思维方式与碎片化的表达方式息息相关。

因此，阅读本雅明，对很多人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其缠绕的文风与绵延的思维，以及大量无法被量化的随笔内容，都让很多读者陷入迷雾之中。也正因此，本雅明的思想在其生前很难被人理解。但是，正由于他思想的这份含混性与可解读性，也成为其迥异于同期思想家的独特魅力。

立志成为大学老师的本雅明，在青年时代就展现出独特的思考能力。出生于一个犹太富商家庭的他，早年成长环境十分优渥，但他天生的敏感性格与对“孤独感”的迷恋，让他过早地走向了所谓的“异端”状态。正如文艺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在土星的标志下》中所言：“本雅明是法国人所谓的抑郁寡欢的人。青年时代，他表现出的特征似乎就是‘深刻的悲伤’。他视自己为忧郁症，但对现代心理学的标签嗤之以鼻，而代之以占星术的一个标签：‘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留的行星……’”

苏珊·桑塔格不愧是本雅明在精神世界的“知音”，她敏锐地看到本雅明心灵世界中“拙”的一面。因为行为表面上不够机敏灵巧，导致本雅明年纪轻轻就体会到世间共通的悲剧感，以及个体面对命运跌宕时的无力感。这种偏重抑郁与脆弱的特质，对普通人而言，未必是好的性格，但对思想家与艺术家来说，却是不可多得的天才气质。

本雅明曾在年轻时候凭借研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但却未能如愿进入大学任教。他的天才之作《德国悲剧的起源》，在当时被学术圈的“主流观点”排斥，认为这些文字逻辑混乱，不知所云。此后，本雅明告别象牙塔内的生活，开始将自己的思考、写作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一方面为了生存从事自由撰稿工作，另一方面，将自己多数精力用于创作——当然，这些创作并不需要再考虑学术话语权掌握者的脸色，而是真正书写心灵之书，其思想的创新性与前瞻性，远远超出了同期那些在高校里孜孜矻矻地从事研究的学究们。本雅明一系列影响后世的作品都在这一时期集中诞生：《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向街》《驼背小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作品，都成为对国内知识界影响很大的思想文本。

本雅明两部经典著作在国内的早期译本。

“闲逛者”与“光晕”里的现代性体验

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家面对一个共同的历史起源式的命题：如何看待一战以来世界走向混乱与无序的“紧急时刻”？通过这个思考原点，才能更深入地介入对政治、哲学、文艺等多领域的阐释，在思想史的脉络上，这就体现为现代性批判的诸多不同的路数。

身处这样的历史空间中，本雅明的思考与创作，自然也离不开上述问题的“羁绊”，只是他的态度显得更加纠结与暧昧。且因为本雅明写作风格的晦涩，同期与后世读者对其误读之处也比比皆是，如此一来，原汁原味的本雅明的思想反而被“遮蔽”了。

还原本雅明思想的本来面貌，需要回到历史现场，整体观察其碎片式的表达，才能勉强获取其思考的吉光片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巴黎，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典范之城，层次感分明的街区，繁华喧闹的道路，来自整个欧洲的不同阶级的人群，都集中在这座历史感与现代感兼备的城市中。尤其是当埃菲尔铁塔的灯光照亮时，这座自古埃及胡夫金字塔之后最高的人类建筑，给人的冲击感是空前强烈的。当那些从田园社会进入巴黎都市环境的人感到“震惊”时，便产生现代性的体验，这种来自内在直觉的体验，被本雅明敏锐地捕捉到。

本雅明通过研究波德莱尔的文学与思想，来阐释其对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与现代性思维的理解。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本雅明借助波德莱尔的视角，来观察巴黎都市的现代性状况。他在书中写道：“波德莱尔懂得文人的真实状况：他们好像是一个闲逛者走进市场，说是到处看看，实际上是寻找买主。”在这里，“闲逛者”（或者说“游荡者”）是本雅明点出的关键概念，这些在城市街道中游走的人，看起来是漫无目的的闲逛者，其身份可能是外来手工业者，还可能是流浪汉、妓女，但正因为他们跨越不同阶级的“体验”状态，才更容易拥有现代都市建筑与空间对其构成的“震惊”体验。

本雅明认为：“震惊防御机制的特殊成就或许体现为，它能够在意识中以牺牲内容的完整性为代价，把某一时刻指派给一个事故。这可能是理智的最高成就之一；它将把事故变成曾经体验过的一个时刻。”由此可见，本雅明直觉式与反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在研究波德莱尔时就已经呈现出来。如果说后来福柯提出的“现代性给人的晕眩感”是一种直觉式体验的话，那么本雅明在20世纪早期就明确感知到的“震惊”，则是对现代性更具前瞻性的直觉式呈现。

在这些研究中，本雅明注意到巴黎城中的大量拱廊街，并由此产生《拱廊街计划》的写作构思。尽管直到去世本雅明都没完成这部巨著，但已经创作的部分还是给思想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澳大利亚学者德波拉·史蒂文森在《城市与城市文化》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本雅明希望把城市环境当作集体记忆与体验的集中陈列室来研究，他研究的是现代性的符号、隐喻和幻象。”事实正是如此，在本雅明的笔下，通过巴黎城市空间中的各种元素，现代性的隐喻得以建构，不论是街区中心的广场，还是连廊尽头宏伟建筑的穹顶，都是一种隐喻或象征。

本雅明对城市空间的敏感，以及这种直觉式体验的思维方式，也融入了他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最代表其艺术思想的概念之一，就是“光晕”（aura，或译为“灵晕”“灵光”等），本雅明称之为“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简单来说，就是在前现代时期，艺术品具备不可复制性，因而其拥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但在工业技术的助推下，已经没有不可复制的艺术作品了，其稀缺性的审美价值也就不断弱化了，这便是“光晕”的消逝。但本雅明并不否认“光晕”消逝后的技术价值，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开篇不久，他就讲明：“技术复制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其影响经受了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

可以说，我们都身处一个灵光消逝的年代，这也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但本雅明不只是看到其艺术的审美层面，还看重其政治性的一面。本雅明认同技术进步的现实价值，但他也反对资本与技术对人的异化，尤其是对艺术作品价值的扭曲，这是他反思人类文明面临“紧急时刻”的一个基点，也正因此，其思想始终绕不开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解读本雅明，都不能忽视其政治性的一面。不同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咖在后来逐渐放弃文艺对政治的改造性，本雅明始终将文艺与政治放在同构的关系上来思考，随着时局的变化，其思想也走向更加隐晦与决绝的一面。

一幅画背后的终极隐喻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让处于法西斯阴影下的世界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晦暗时局。此事距离本雅明在绝望中自杀，只有一年的时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本雅明写下了绝笔之作《历史哲学论纲》，这既是对时局的隐喻书写，也凝结了本雅明对历史与未来的终极思考。

《历史哲学论纲》大多为碎片式的叙述，依然是本雅明不成体系的、缠绕绵延式的思维方式的体现，其中最令后世遐想与品味的，当属“新天使”这篇。本雅明生前最喜欢的一幅画，就是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

他用诗化语言呈现的这段文字，也成为“本雅明式文风”的经典文本——“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从他入神注视的事物旁离去。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展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张旭东译本）这段文字很晦涩，并非是中文翻译的缘故，而是因为本雅明的原文就充满着隐喻与象征。如同《尤利西斯》引发后世各种研究，本雅明的“新天使论”也令人众说纷纭，这也是本雅明思想中最大的谜团之一。

面对本雅明的终极思考，不要忘了他思想中的神秘主义与“土象气质”。当我们凝视本雅明晦涩的文字时，可以想象他曾无数在深夜时分独自凝视《新天使》画作上那夸张怪异的面孔。在其精神世界深处，自己或许与“新天使”已经融为一体，这个神奇的生灵，一面的翅膀指向已经破碎与扭曲的所谓的“历史线性进步”，另一面则指向更加不可知的未来，而中间的肉身与灵魂，则被现实阴影所覆盖。呼唤弥赛亚的降临，成为本雅明面对《新天使》时纯粹的想法，哪怕这个想法是孤注一掷的理想主义的念头。

虽然本雅明没能看到二战后犹太人历尽艰险、重获生机的那一天，但他对历史的纵深思考，却具有前瞻性，他对“审美乌托邦”的决绝追求，也成为现代性体验者中的一个殉道者。在今天重读本雅明，并不只是简单地回顾或纪念，而是要在其独特的思维与表达方式中，找到理解历史与想象未来的“另一种可能”。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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