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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东征会议为何在洛川举行 陕中小县城今成第一苹果县

2015-07-02 12:00 编辑:基洛夫 来源:网络

2015年7月2日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向卢沟桥中国守军冯治安部开枪射击,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反击,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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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东渡黄河。   

次日,中共中央即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

7月9日,驻扎陕西云阳的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战员发表致蒋介石通电,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此时的红军,力量非常单薄。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红军的主力编制由大团变为小团,由完全的建制变为不完全的建制,战术单位多不充实,战略单位则庞大繁杂,非战斗人员超出于正常编制内的比例之上。在武器装备方面,不但没有重武器,即步枪一项因年久保管不善很多损坏,射程不大,子弹缺乏,刺刀寥寥无几。因西北地形原因,红军先后成立了三个骑兵团,但编制和战术原则的运用尚属草创,谈不上骑兵的作用。

但此时,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洛川会议后,红军毅然摘掉帽子上的红五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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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会议旧址的窑洞

生死关头 全面动员令为何从洛川发出?

洛川,一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陕西中部小县城,78年前,因一次重要会议--“洛川会议”被历史永记。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这座原本是冯家村村民冯建勋开设私塾的小院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并制定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如果说,78年前,这里影响着一群孩子的人生,他们在这断文识字,接受知识启蒙;那么现在,这里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的标志之一。

走进洛川会议纪念馆院内,迎面一座“全民抗战,走向胜利”的雕塑分外醒目。雕塑高7.7米,宽11米,厚3米,底座长3.78米。4组数字分别寓意着7月7日抗战爆发、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3次大捷和1937年8月洛川会议的召开等标志性的事件。雕塑正面为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四位伟人头像,周围环绕着表现我国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顽强抗战的情景。

纪念馆是1966年建馆时在原址原物上建起来的。坐北朝南的两孔砖窑组成了一个独立小院。左侧窑洞就是为洛川会议期间的会议室,也是冯建勋曾给将近20名学生授课的地方。右侧的窑洞是毛泽东旧居。刚开馆时,只有这里对外开放。上世纪70年代初,小院外不远处又建了陈列室。2004年,馆内又对这两孔窑洞进行了维修,将陈列室的面积增加,还建了停车场、大门楼,修善了排水系统、照明系统,完成了道路硬化。

旧址的工作人员说,纪念馆门前的210国道原来是一条羊肠小道,是革命青年奔赴延安的必经之路。7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洛川早已大变样了。如果说“洛川会议”是一次红色革命,那么如今驰名中外的洛川苹果就是洛川的第二次红色革命。洛川地势开阔,土层深厚,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是最利于苹果生长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洛川将苹果产业放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现在已经是陕西第一苹果大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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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交通便利 重要会议在冯家村秘密召开

冯家村距离洛川县城向北大约10公里,位于一处公路的拐弯处,北距当年红区和白区分界线介子河只有数公里,当时属于国民党统治地区。为什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如此重量级的会议要在这里召开呢?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是,冯家村当时是红军指挥部所在地,但此说并不确切。会议之所以在洛川召开,主要是因为这里交通便利,是当时形势下便于我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的最佳选择。

冯家村位于洛川塬上,四面都有沟壑,村子里有几条路,召开会议的窑洞处在三条路的交叉处,红军随时都可以撤离。同时,冯家村距离介子河只有几公里,介子河北就是红区。从洛川所处的位置看,介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红军前方指挥部泾阳县云阳镇之间,便于中央领导和红军将领集中开会,也便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我军将领能迅速返回部队驻地,率部出师抗日。

8月8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

8月18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甲、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它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介石)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乙、我们对策见中央给周(恩来)、叶(剑英)训令。丙、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丁、请博(古,即秦邦宪)、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张(浩)、贺(龙)、关(向应)八同志一齐出席,并请于二十日由云阳动身。”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冯家村召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形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崭新局面。

洛川会议后,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全面开展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夺取了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等战役的胜利,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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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会议会址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刘伯承发出“换帽”命令

就在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第一支八路军队伍就已经出发了。这支队伍是八路军115师343旅。前一天清早,115师和八路军总部在云阳大操场举行大会,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誓师出征抗日。

朱德带领与会指战员高声诵读了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奸淫我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其实,红军改编,在部队中引起巨大震动。许多基层官兵对改编不理解。“抗日就非得叫八路军?”听说改编要“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一些战士甚至大哭起来。过去,他们戴着八角帽闹革命,在几次反“围剿”中出生入死,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才到达陕北。有的人亲人被杀害,和“白军”有深仇大恨。

9月6日清晨,同样的情节在八路军第129师改编誓师大会上上演。大会在泾阳县桥底镇三里村一片空旷的田野上举行,指战员们借用群众的桌凳、木板和椽子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检阅台,全师万余人列队在检阅台前,师部把号兵集合起来,组成了临时军乐队。临开会前,大雨如注,脚下的黄土地很快就成了一片泥泞。师长刘伯承和全体指战员站在暴雨中,秩序井然。

刘伯承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129师。”接着,他指着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完,他发出换帽命令,带头换上八路军军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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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在纪念馆内的洛川会议手稿

告别西北父老东渡杀敌

就在129师改编誓师的同一天,八路军总部离开云阳。经过几个月的相处,红军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虽然已经改编为八路军,但人们仍习惯把这支队伍叫做红军。八路军誓师出征,老百姓奔走相告:红军出动了!人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这是从未有过的兴奋:“红军走的时候,把全村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借的东西都还了,一样也不少。”

八路军总部一路东进,于9月14日到达晋陕交界的韩城。东渡前夕,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令地方政府负责八路军渡河各项事宜。当时国民党韩城县一位王姓官员也奉陕西省国民党政府命令,支应八路军东渡抗日。当他得知朱德总指挥率大军从韩城东渡的消息后,便带领一班人役到马陵庄迎候。

在他的想像中,朱老总一定是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威风凛凛的将军模样。该官员在路旁等候多时,眼看大军快过完了,还不见他想像中的大人物过来。于是就向一位八路军战士打听,战士说:“朱老总早就过去了,就是前边背锅的那位。”该官员听后愕然自语:“怎么会是那个背锅的?”

9月15日上午,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同乘一船,安全地渡过10公里宽的黄河,到达黄河东岸。自此,八路军的大部队渡过黄河,践行了《留别西北同胞书》中的诺言:敝军要与相聚八个月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暂且告别。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使西北兄弟父老姊妹不做亡国奴,敝军要走上抗日前线去。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把汉奸铲除干净,那时再回来与我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相见,过快活的太平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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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青年经西安八办奔赴延安。

历史补白

肖劲光来私塾借窑洞

洛川会议旧址的窑洞是村民冯建勋筹办并任教的私塾小学。如今,冯建勋的后人依然住在冯家村。

他的孙子冯联社说,爷爷是个文化人,上世纪30年代开办了这所私塾,没过几年日本帝国主义就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全面侵略中国的意图暴露无遗。后来听父亲转述爷爷的回忆说,卢沟桥事变后的一天,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红军来到学校,提出借用小学校开会,时间不会太长,爷爷很爽快就答应了,还替那人写了几幅标语,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肖劲光大将。

开会期间,爷爷曾见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但他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只感觉到他们对人很和蔼,很容易接近。会议开完后,他们还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只是窑洞墙上放纸的小洞里,还有一些已经烧尽的纸灰。

理想之路的第一站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位于西安七贤庄,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西安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等多次在“西办”工作、居住,白求恩、柯棣华、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也在此居住过。

抗战期间,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为八路军采购、转运物资,组织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七七事变后,西安聚集了大量的流亡学生和来自沦陷区、大后方的爱国青年,甚至还有南洋华侨,他们十分向往延安。“西办”就是这条理想之路的第一站。

要去延安的青年有五种情况:一是已经参加革命工作,持有当地地下党介绍信的;二是持有当地救亡团体介绍证件的;三是社会著名人士推荐的;四是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五是什么介绍都没有,自己跑来要求去延安的。当时,各地青年来西安的特别多,西办接待工作非常繁忙而紧张,处长伍云甫不得不亲自坐在门口接待。1937年11月,西办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投考陕北公学和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的非常之多,每天都有十几拨人过来打听消息,“从天亮起一直缠到夜深止。”

当时,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背着行装,唱着抗日歌曲,风尘仆仆地奔向延安。青年去延安,最开始是直接用运送物资的汽车送,后来人数日益多起来,靠汽车运送已不可能,除少数体弱的妇女外,其余均是步行。(刘琳 王琪鹏)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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