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西

他是“是目前中国最富创造性的作家”，“智慧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国近半世纪的苦难和荒谬所结晶出来的天才”，因为他的死而和海子、骆一禾一样被领上了新世纪的神坛。

然而，当我们在狂热的表面之下审视这位早逝的英才，他的黑色幽默，理性清澈，他的反思精神并没有在他的追随者中得到贯彻，包括对王小波的文本本身同样如此。

王小波和海子都是属于因为猝死而进入文化神坛的半宗教英雄，他们的写作都非常有才华非常风格化，但是不是好到要全民祭拜的程度呢？苏珊·桑塔格在《纽约书评》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西蒙娜·薇依》，从西蒙娜·薇依的成名展开，桑塔格得出结论：“我们所敬畏的真理是那些与痛苦经验紧密相关的事实。我们衡量真理的标准则根据其受难的程度——而不是以作家文本是否符合真理为判断依据。真理与烈士被画上了等号。”

这个文学烈士的谱系可以很长很长，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梵高、弗里达等等，他们得到人们的热爱，一小半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一大半是因为他们不同凡俗的人生，大部分，是悲剧。艰辛、坎坷、病痛折磨着他们，却让他们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潜藏于他的戏剧和传奇故事中的病态、歇斯底里、不健康的情感、肆意放纵的苦难意识——却恰恰是我们今天的价值取向。”

毫无疑问，最大的悲剧，就是死亡。

海子的贫穷如果只是贫穷，卡夫卡如果只是被人生的绳索绊倒，弗里达如果只是小儿麻痹、遭遇车祸和被里维拉背叛，如果没有死亡，就什么都不是。所以，尽管王小波之前的生活没什么大起大落，但因为最后一击的心脏病发，他跻身于这个文学烈士的谱系之中。

死亡让他们之前所受的苦难定格和固化了，让他们顺理成章成为文学祭坛上的神，谁要胆敢对他们有所冒犯就会遭到信徒的口诛笔伐，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如果我们摆脱这些思维观念的束缚，近乎零度客观地看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海子的短诗如闪电，长诗则不免混乱无章大而无当，这不仅是因为他没有写完只是初稿，更因为当时的他根本无法驾驭这样庞大的叙事史诗。

再回到王小波，我真的不明白，像《我的精神家园》这样一篇一锅儿水的文章怎么就成了王小波的代表作了？大概是个作家的都能憋出这么一篇来。回忆回忆自己的童年，讲讲人生哲理，搬出个安徒生来撑门面，这怎么看都是周作人这样的吃苦茶者们喜欢做的事，不像是有知者无畏的王小波的处事风格。本来王小波偶尔感伤一下也无可厚非，可惜大家偏偏以此来定位王小波，好像他就是精神家园的守护者似的，多矫情啊。我们知道，在更多的时候，王小波其实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的作品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出自于《黄金时代》：“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他不会把当时主流先锋派的话语视作标杆，一个站得住的理由就是：“猪就是猪啊”。

猪就是猪啊逻辑的结果就是他成为了他小说中的王二，玩世不恭。第一次我读到王小波的小说时，我觉得特别新鲜，他的个人风格太强烈了，特别是其中以直接谈性的方式来写“文革”的荒诞，确实让人大开眼界。但是多少年之后，当我重新翻开《黄金时代》时，我却感到失望，还有一厘米就可以刺到我的心脏，但终于没有。王小波的方式，终究还是在绕圈圈，本质上还是在耍花招，没有像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那样直刺的勇气，写法上也远没有莫言早期作品手法上的绚烂多彩、勇敢和无畏。

可以让王小波感到欣慰的是，从我最后引的这段话来看，王小波终于和他喜欢的法国时尚老太太杜拉斯女士有了点共通语言，这和杜拉斯在《情人》开头时的那段经典台词在腔调上实在是太像了：

如果你不爱我，上一次怎么会放我走？如果你不爱我，怎么会打我、骂我、羞辱我呢？难道，这真的是因为你恨我？假如是，你为什么要恨我？你有什么理由来恨我？如果不是，就来爱我吧…… ——《东宫西宫》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