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榆（小说家）

从洛杉矶前往旧金山的旅途，圣塔芭芭拉小镇，路遇詹姆斯·乔伊斯酒馆。

纽约摩根图书馆。马克·吐温与他的作品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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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酒店。建于1919年。这是我在纽约的下榻之处。

在纽约的时间，我经常能听到晨钟敲响的声音。这是时代广场的钟声。当它在耳畔响起时，我还是会有时空交错感。清晨，时钟报时的声音会准时响起。钟声从城市的高空传下，透过玻璃窗传到耳边。我从这钟声的喧响醒来，看到阳光透过窗帘晒进来。每天的时光都是新奇的，我让自己打开感官保持住好奇心。这是对一个异国的城市的好奇心。侧耳倾听这高空传来的悠扬钟声，是我从睡梦中醒来的标记。当我意识到这是睡在纽约的酒店的床上，还是会有一种激情在心头蔓延。如果将穿越纽约的旅行当作一次贴面舞蹈，我以为是不会错的。

“我身上带着纽约，仿佛人们在眼睛里传送一个陌生的躯体一样，带着因温情和否定一切的愤怒而产生的泪水。也许这正是人们称之为激情的东西。”阿尔贝·加缪在随笔《纽约的雨》中写道。1946年3月10日，加缪在勒阿弗尔登上俄勒冈号轮船前往纽约，这是一艘没有起居设备的货船。加缪眺望曼哈顿与哈德逊河（Hudson River）沿岸景色心潮激荡。

2017年9月27日，我站在曼哈顿的布鲁克林大桥远眺纽约城。这是抵达纽约的第三天。纽约东河海滨就在脚下。透过钢索大桥木质桥板的缝隙，能看到桥下涌动的河流。东河海滨辽阔壮美，碧绿清澈，高悬天空的太阳直射的光给河流镀着一层耀眼的金色。有舰船停泊在河面，行驶着的舰船不时驶过划开河面，白色涌浪散开。极目远眺，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高耸如浩瀚森林。此刻，仿佛与我们的爱侣相会——有谁没有爱过纽约呢？它的自由和开放，繁华和包容令我在离开它的时候怀念不止。我想起加缪的话：“是的，我不知所措。我知道有些城市像某些女人一样，推搡你，擦破了你的灵魂，从你的全身带走珍贵的灼伤，既是丑事，又是乐趣。”

到纽约之前，我就开始留意到过纽约的作家，以及生活在纽约的作家和从纽约离开的作家。似乎凭借作家们的多重视角和繁复的体验更有助于我理解纽约。这当然是个人习惯。

加缪是我给自己找到的第一个陪游。在C城我的卧室的书架上放着多种加缪的著作，其中有《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我将这部开本为889毫米×1194毫米，1/16的影像集如同供奉在龛位的圣像一样竖立在书架上。看到加缪写纽约的文字我感到莫名的亲近。在加缪的影像集的第111页，我看到他写下来的话：“我爱过纽约，以一种有时使您充满犹豫和厌恶的强烈的爱；人们有时候需要流放。”这段话来自加缪的随笔《纽约的雨》。

在加缪英气俊朗肖像的左下方，是一幅纽约市区的黑白照片。现在我认出那是时代广场的街景。三座摩天大厦以三足鼎立之势形成的广阔而深远的街道，汹涌的人流在两座对称的高楼之间穿街而过，在另一座耸立的孤楼前分流而过。纽约街头的人太多了，每天从世界各地到来的人总是川流不息。一百年来，几乎每天如此。我到纽约之后，在一周的时间里每天都会从时代广场的道路横穿而过，一次又一次地观看着时代广场的繁华喧嚣的街景。

“如果有天空的话，纽约也许就什么都不是了。延伸到视野的四个角落，赤裸、张扬，这天空赋予城市早晨的荣耀和夜晚的尊贵，在这样的时刻，烧得通红的落日扑在第八大街上，扑向巨大的人群。”加缪在《纽约的雨》中写道。

1946年3月25日，加缪被作为法国抵抗运动的代表人物，文化界和社会活动的新星赴美国，在美国逗留期间，他的身份是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官方代表。他在勒阿弗尔登上了从事客货两运的法国大西洋运输公司的奥尔贡号轮，加缪与另外三位旅客住在一个客舱里。当加缪乘坐的轮船停靠纽约码头，移民局的官员上船来盘问外国旅客，询问他们是否参加共产党，是否有朋友是共产党员。加缪拒绝回答这两个问题，他被移民局的警察扣留。但后来又向他表示歉意，耽搁了他许多时间。尽管后来加缪获得自由，然而他已经精疲力竭，又得了流感。加缪步履踉跄踏上曼哈顿的土地，开始他平生第一次的纽约之旅。

“天空变暗，白日将尽，纽约又变成了伟大的城市，白天是牢狱，晚上是柴堆。”

加缪的这句话写得漂亮，修辞意味深长，也传达出他对这座城市的爱恨情感。

纽约的天气有些阴晴不定，白天尤其是午间的时候太阳炽烈，照耀的你会有眩晕的感觉，到了夜晚则清凉。遇到下雨的时候更是寒气逼人。我当然会仰望纽约的天空，因为摩天大楼太多了，巍峨大厦如森林矗立在纽约街头，每一座高楼都是说不尽的故事。纽约真正的城市化是在20世纪来临之初，1889年，百老汇大道50号建起纽约第一幢钢结构摩天大楼，这是一幢13层高的塔式大楼酒店。

1890年16层高的世界报大楼在公园街揭幕。1893年曼哈顿人寿保险大楼完工，被称为漏斗大厦的福勒大厦于1902年完工，位于百老汇大道、第5大道和第23街交会的三角形街口。自此纽约无与伦比的天际线开始形成。

2

纽约，有世界之都和艺术之都的美誉。

在以往的时间里，以纽约为重镇，兴起过社会运动和文化及艺术潮流。格林威治村、布鲁克林和曼哈顿聚集着不同的艺术群落，在不同的时代狂飙过纷繁的文化和艺术潮流，涌现过文化偶像和艺术巨匠以及杰出作家。这是一个群星闪耀的集合，创作《草叶集》的“国宝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美国现代小说先驱西奥多·德莱塞、写作《天使，望故乡》的托马斯·沃尔夫、写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他最先将20世纪20年代描述为“爵士时代”，写作《蒂凡尼早餐》和《冷血》的杜鲁门·卡波特，他开创了美国的非虚构写作的杰出典范；写作《刽子手之歌》的诺曼·梅勒，他深受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喜爱，写作《赫索格》的诺奖得主索尔·贝娄等。我愿意追寻我热爱的杰出作家和艺术家在纽约的生活踪迹，勘查他们在当时的际遇，他们敏锐的心灵犹如精良探测器，可以测试出城市与人最细致而幽微的纹理，也可测试出城市与社会浩大而深广的联接。

“纽约市寒冷，沉闷，神秘，是世界的首都。在第七大道，我路过了一幢大楼，那曾是沃尔科特·惠特曼居住并工作过的地方。我停了一会儿，想象着他在那里写出并唱出他灵魂深处真实的声音。我也在第三街爱伦·坡的故居前做过相同的事，对着那些窗户投去哀悼的目光。”这是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民谣之父鲍勃·迪伦在自传《像一块滚石》里写下来的回忆：“这个城市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木块，没有名字，形状，也没有好恶。一切总是新的，总在变化。街上的旧人群已经一去不返。”

在纽约期间，每天清晨出发，走出我下榻的位于第七街的宾夕法尼亚酒店，在纽约城不同的区域漫游，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摩根图书馆、中央火车站、中央公园、纽约市政府大楼、卡内基音乐厅、百老汇剧院、唐人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特朗普大厦、帝国大厦、世贸纪念遗址、自由女神像，这些纽约地标我都去过。

然而前往格林威治村是我最为钟情的。当然是很早就知道这个地方，我清楚它是美国非主流艺术家的聚居区，包括作家和诗人也是这个村落的重要成员。我想象过它的样子。以为它会是一个都市里的村落。到纽约的第二天上午，离开酒店步行到格林威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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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奥斯特书影（资料图）

沿第五大道东行是前往格林威治村的方向。途中会经过华盛顿广场公园、纽约大学、马克道格大街、贝德福德大街。华盛顿广场公园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是毒贩的巢穴，但它的声名日炽更多是因为聚集在此的嬉皮士运动。创立于1831年的纽约大学，深受格林威治村的影响，是一所自由、开放、独具个性的学校。这个街区的贝德福德大街的街道上的建筑呈现着18世纪的风格，这里也是著名的同性恋街区。然而我要寻找的是马克道格大街。20世纪60年代时，这里曾是著名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的汇聚之地。现在这个街区作为历史景观保留下来。凯旋门。喷泉。花坛和树丛。这里曾经是自由艺术家们聚集的地方。摇滚歌手在这里演唱，嬉皮士聚集在广场。这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文化的标志。反战。反潮流。反主流。集会不断出现在这里。

每个地方我都要坐一坐。华盛顿广场公园、纽约大学校区、马克道格大街的酒吧。

据说这里是艺术家和作家经常光顾的地方。第十二街上有家艺术电影院专放外国电影——法国的，意大利的，德国的。这很符合格林威治村的气氛。鲍勃·迪伦在那里看了一些意大利人费里尼的电影——有一部叫《大路》（La Strada），另一部叫《甜美生活》（La Dolce Vita），“这片子看待生活的角度就像一面狂欢节的镜子，用怪诞方式讲述普通人。”

鲍勃·迪伦在自传里回忆自己当时在格林威治村的境况：“清晨走在曼哈顿第七大道上，你有时会看见有人睡在轿车的后座上。我很幸运有个地方住——甚至是纽约人有时都没地方住。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身份。‘我是一个流浪者，我是个赌徒。我离家千里，’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我。”

格林威治村到处都是民谣俱乐部、酒吧和咖啡馆。歌手们在这里演唱旧时的民谣、乡村布鲁斯和舞曲。歌得民谣城是纽约一个极为出色的民谣俱乐部。位于格林威治村边上靠近西百老汇的梅瑟街上，虽然它位于市区，但却是个非闹市区风格的俱乐部。它的歌手大多是在全国范围内有知名度、出过唱片的民谣歌手。歌手必须得有工会的联卡加上一张卡巴莱卡才能在那里工作。星期一晚上，叫作名歌之夜。不知名的歌手可以在那里演出。鲍勃·迪伦经常会在这里演出。他住在朋友那里。夜晚演出，天亮前回到那儿，爬上黑暗的楼梯，小心关上身后的门。就像钻进一间地窖一样钻进那张沙发床。

迪伦在自传中回忆他初到格林威治村的时刻时说：“回到格林威治村，一切都很正常。生活并不复杂。每个人都在等待新开始。有些人等到了，他们就走了；而有些人永远等不到。我的新开始来了，但现在还没到。”

1966年，鲍勃·迪伦在一次几乎送命的摩托车事故之后退隐。

1974年1月，鲍勃·迪伦和他的乐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音乐会上复出，迪伦隐而不出已经八年。迪伦演唱了人们喜爱的怀旧歌曲，音乐会接近尾声时，全场到处亮起了火柴和打火机，人们点燃了蜡烛。随着迪伦演唱《像一块滚石》，现场的观众随着他的音乐激情狂舞。此时，摇滚音乐，反对越战与和平示威，性与毒品和群居生活，成为美国文化的狂潮。这场被称为嬉皮士的运动培养了大批的艺术家，他们集中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并散见于许多其他城市和大学城。嬉皮士文化和垮掉的一代构成的景象成为美国1960年代最接近波西米亚式的艺术潮流，它们对美国当代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1965年，鲍勃·迪伦与诗人艾伦·金斯堡摄于旧金山

4

我们开始在合众国旅行/从今开始航行到每一块陆地/每一片海洋。

我们乐意向所有人学习/给所有人教诲/爱所有人。

这是美国国宝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题为《在合众国旅行》的诗句。如今出现在中国公共媒介（电视和报纸）中的“美国”是混乱的，衰退的，恐怖的，灾难不断。然而真正进入美国，会发现它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国家有序地运行，尽管当政总统特朗普遭到广泛批评和反对，但是权力系统和社会都在稳定地运行。作为国家政体的支撑——独立的司法、独立的议会以及独立的新闻，这些民主社会的基石坚固地支撑着国家和社会有序地运行。美国的国民也很出色，他们安详、镇定、文明，属于高素质的国民。在地铁、火车站这种人流稠密的公共空间很少看到人们拥挤，礼让优先；道路上也很少看到汽车抢路，任何时候都是汽车礼让行人，这种日常化的社会景观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为美国制造恐怖和混乱的多是来自境外的恐怖分子，本国的只有精神异常者才会仇视社会，制造恐怖事件。美国作为全球文明国家的样本，目前依然是先进的。

布鲁克林大桥。在我入住纽约的酒店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布鲁克林大桥的黑白画。在房间抬眼就能看到。我当然熟悉这座著名的大桥，在初中地理教科书就看到过这座大桥。然而真正让我产生好奇感的是，我知道布鲁克林住着很多作家、艺术家。这是纽约又一个非主流艺术创意区。我是第三天中午到的布鲁克林，在之前去唐人街看。看到一个华人的缩微区域。这里真正是融合之后的华人社会。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华人共居在一个区域。文字是正体字。街上的店铺广告和招牌都是正体字。台湾的选举广告做到唐人街了。

离开唐人街再步行数百米就是布鲁克林。问询过之后沿着林荫道前行，看到了那座著名的钢索桥。哈德逊河。在海明威的笔下可以看到。辛克莱·刘易斯，最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初到纽约的情景。就是从哈德逊河上岸的。

杜鲁门·卡波特在布鲁克林高地居住过。

剧作家阿瑟·米勒在布鲁克林出生，他的名剧《推销员之死》以布鲁克林为背景创作。

布鲁克林大桥（BrooKlyn Bridge），横跨东河海滨，连接曼哈顿与布鲁克林。

在一百年前，布鲁克林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到1898年，原来仅有一个曼哈顿岛的纽约市扩展，布鲁克林作为一个行政区被囊括进去。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就是在布鲁克林长大的，在那里当过排字工人，主编过《布鲁克林时报》。1819年5月31日，惠特曼出生于纽约长岛的西山。父亲是农夫和木匠，有八个孩子，惠特曼排行第二。1823年，全家迁至纽约布鲁克林。惠特曼在布鲁克林公立学校读书，中途辍学在律师事务所当勤杂工。后来又在布鲁克林印刷厂当学徒。青年时期，惠特曼迁往曼哈顿，为报社做排字工和记者，此时开始创作短篇小说，1842年发表他唯一的中篇小说《富兰克林·伊文斯》。1848年，惠特曼返回布鲁克林创办《布鲁克林自由人报》，同时开始《草叶集》中的诗歌创作。

1962年，约翰·斯坦贝克在诺奖颁奖仪式上受奖。

美国内战期间，惠特曼作为伤员和探视员先后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战地医院义务工作。1865年，惠特曼在华盛顿观看林肯总统的第二任就职典礼。当年还没有布鲁克林大桥，他去曼哈顿要乘渡船，他写过一首诗《过布鲁克林渡口》。在纽约的曼哈顿岛和布鲁克林区之间的东河入海口岸，即为布鲁克林渡口。在1883年布鲁克林大桥建成通车前，是纽约重要的交通枢纽。他们将走进渡口的大门，从口岸到口岸/他们将看到潮水汹涌/他们将看到曼哈顿北边和西边的航船，看到南边和东边的布鲁克林高地/他们将看到大大小小的岛屿/今后五十年，太阳还有半个钟头就要落下的时候，将有人看见他们过河/今后一百年，或者几百年后，又将有别人看到他们/欣赏这夕阳西下，潮涨潮落。

我知道的作家保罗·奥斯特就住在布鲁克林。他还以布鲁克林为题写过长篇小说。保罗·奥斯特是很奇特的一位作家，儿时被雷电击过。他被称为“穿着胶鞋的卡夫卡”。

生于1947年的奥斯特诞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一个犹太家庭，母亲是布鲁克林人。14年前他也搬到布鲁克林。他与妻子——作家希莉·胡斯威特住在第七大道附近的一幢建于1892年的褐色公寓里。在这个家附近还有一套房子是奥斯特专门用来写作的，在那里不用手机，不打电话，不上网络，伏案笔耕，心无旁骛。奥斯特写过《纽约三部曲》、《月宫》、《幻影书》、《神谕之夜》和《在地图结束的地方》等多部长篇小说。他写电影剧本、导演电影。

保罗·奥斯特写过长篇小说《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他在另一部小说《纽约三部曲》之一《幽灵》里写到主人公对布鲁克林大桥的遐想：“布鲁克林大桥何以成为当时全美最高的建筑。老人出生在布鲁克林大桥落成那一年。约翰·罗布林，大桥的设计师，刚做完设计没几天，就让码头桩和渡船挤了脚，不到三个星期就死于坏蛆症。约翰·罗布林死后，他的儿子华盛顿接手成了总工程师。当时华盛顿·罗布林只有三十一岁，除了在国内战争期间设计过一些木桥外，没有什么建筑经验。然而事实证明他比他父亲更有成就。在布鲁克林大桥开始建造不久，在一场火灾中他困在水下沉箱里长达几小时，出来时就得了严重的沉箱减压病，这是一种血液病。那场灾祸几乎要了他的命，后来他成为残疾人，不能再走出他和妻子在布鲁克林高地那座房子的顶层卧室。那些年华盛顿·罗布林每天只能坐在那儿，透过望远镜观看布鲁克林大桥的施工进展。每天早晨由他妻子将他的旨意精心绘制成彩图带过去，为了让那些不懂英语的外国工人能够看懂下一步的工序。整座大桥完全装在他的脑子里，他把每个部件都记下来。包括那些最细小的钢栓和石头构件，尽管华盛顿·罗布林从未踏上过大桥，可整座大桥就像是铺展在他的脑子里。”

5

城市之光书店位于美国旧金山北海滩，曾是“垮掉一代”的大本营，“反叛文化”的路标。

“史前野人”，这是诗人艾伦·金斯堡对“垮掉派文学”明星的形容。

他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时说：“那些人各个特立独行，开天辟地。”

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跟伦敦的莎士比亚书店一样，可以载入20世纪文学史。原因当然是书店与作家的渊源。在美国文化史留有“垮掉一代”的大本营。从这里走出过“垮掉一代”文学潮流的主将，比如创作小说《在路上》的凯鲁亚克和创作诗歌《嚎叫》的金斯堡。他们作为“垮掉一代”潮流的旗手已经载入美国20世纪先锋文化史。

我在赴美前就计划好到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我的出版人住在旧金山，她专程自驾到洛杉矶接我们，做完在洛杉矶的读者见面活动，开车载着我们沿着美国西海岸的1号公路行进。这是对美国的一次泛览。在赴旧金山的中途，我们停下来。寻找萨利纳斯小镇，这是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故居，生于1902年，逝于1968年的斯坦贝克一生共创作27部作品，很早我就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萨利纳斯小镇是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斯坦贝克的出生地，在纪念馆里珍藏有作家生前的遗物。他和父母兄弟住过的房屋的模型就建在展厅里，仿佛那是真的家。展厅更多的是作家的手稿和著作陈列。在晚年之后，斯坦贝克开着汽车周游美国，那部汽车如同现在的房产，里边有写字桌、桌上有打字机、睡觉的床榻以及沙发等。斯坦贝克说：“我要去了解我的国家，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味道、气息和声音。我不去城市，我要去小镇、农庄和牧场。我要坐在酒吧里、汉堡店里，星期天要去教堂，我要隐姓埋名地去。我只想去看和听。”1962年，斯坦贝克完成《寻找美国》，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到城市之光书店是我们到达旧金山的第二天午间，远远看到书店，我的心里就涌起潮水般的温情，如同朝圣者拜谒圣地。在紧邻着书店的一条彩绘涂鸦的胡同，胡同口开着一家名叫凯鲁亚克的酒馆。据说这是当年“垮掉一代”主将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密集排列的书架之间以及墙壁都挂着黑白照片，那是当年“垮掉一代”的影像。

在里间的楼梯口有个专区陈列着金斯堡的《嚎叫》当年印制的版本。

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

作为“垮掉派文学”潮流的领袖，有“怪杰”之称的金斯堡是在旧金山成为一个诗人的。1956年他的第一本书《嚎叫》在旧金山出版，也是在旧金山，这本书被控犯有淫秽罪。20世纪40年代中期，垮掉派文学运动在哥伦比亚大学兴起，当时运动的核心人物金斯堡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他住在纽约的第118街，阿姆斯特丹大道附近，垮掉派最重要的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与帕克住在这里。1945年，金斯堡因为在宿舍窗户的灰尘上书写亵渎神灵的言语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他来到118街的公寓与凯鲁亚克同住。然而在19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金斯堡和凯鲁亚克都住在旧金山，这时正是垮掉派文学的鼎盛时期。1958年，金斯堡重回纽约，他与一些先锋诗人同住格林威治村，他们参与发起“嬉皮士运动”、“反越战行动”，成为惊世骇俗的一代人。1965年的劳动节那天，激进的金斯堡被布拉格学生选为“五月之王”，然而不久，他就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驱逐出境。这意外插曲并没有影响金斯堡，他离开布拉格依然前往古巴、波兰、苏联的漫游，继续他后来持续一生的叛逆之旅。

（图片由夏榆拍摄）

（原标题：纽约文学志）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