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文强

资料图 刘平摄

龙在东方是意味深长的文化符号，其外形来自某种古老的拼贴技术：“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口旁有须，颌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的神兽，善变化，能兴云雨，有利于万物，在中国古代又被视作帝王的象征，有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而在欧洲神话中，龙是一种巨大的蜥蜴，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嘴里能喷火，谓之“恶龙”。到了中世纪，欧洲的龙堕落为罪恶的象征，它有毒、能喷火，长着蝙蝠状的大翅，腆着大肚，凶残而又狡诈。在《圣经》故事中，魔鬼撒旦曾化成一条恶龙，用尾巴扫过了三分之一星辰，它有七个头，每个头上都戴着王冠。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以及欧洲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东西方龙文化也出现了意味深长的对话。

在18、19世纪来华的欧洲使臣、传教士及旅行家的文字及画笔下，中国龙被赋予了诡异的形象，两种不同文化的隔膜使龙出现了形变，从图像史中，有大量的“变异龙”出自外国人的描绘，成为龙的一个亚种——它不属于任何一种龙文化，只是文化观念碰撞的产物，存在于不为人所知的异度空间。

传教士利玛窦注意到了龙在皇家的日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服饰、瓷器、家具、建筑等物件上都有龙的图案，皇帝的衣纹和宝座都装饰着腾跃的龙。在手稿中，利玛窦将龙写作“Dragone”。在1616年出版的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法文版中，这个词被一律译成“dragon”——在西方传说中，这个名字指的是一种长有翅膀的喷火龙，是邪恶的象征，这是龙与dragon的首度碰撞。

早在1793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就记下了零星的关于龙的印象。马戛尔尼使团是欧洲人深入东方的一次“破冰”之旅，英国希望与大清达成贸易协议，却遭到了清帝国的拒绝，一行人铩羽而归。即便如此，英国人却借此进入了这个神秘的东方帝国，上至大使、副使，下至使团成员，几乎都写了日记、行纪，数量极为可观，可见西方人对东方的热情。在他们眼中，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当他们看到建筑中的龙形纹饰时，龙的神性及庄重未能被他们感知到，只是觉得这些造型奇怪，缺乏实用性。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唯一我看不顺眼的东西是狮、虎、龙等的大瓷像……对此我感到迷惑不解，只能说把这些怪物收集起来既花钱又困难，钱财多了，因此就促使他们尽量寻求浮华和奢侈的摆设，这是审美的败笔。”跟随马戛尔尼使团出访大清的巴罗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屋顶檐角上那些龇牙咧嘴、奇形怪状的狮子、龙蛇，根本谈不上什么好风格，实用性，或美感。”（《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2013版。）

因此，马戛尔尼使团中的水彩画家威廉·亚历山大在画到两个清帝国的士兵时，对他们手中所持的龙旗进行了模糊处理，龙形图案的轮廓暧昧不清，固然是为了突出人物的需要，也从某种角度暴露了认知的盲区，毕竟，在画家的角度看来，恶龙怎么能作为旗帜呢？其中有一面旗帜上的龙，甚至被加上了翅膀，与西方的龙极为接近了。

而在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笔下，中国海域内的龙头船是惊悚可怖的：“船头的龙，黑色，橘色条纹，张口，像火一样的舌头伸出来。它红红的眼睛盯着带泥的水，仿佛驱赶波涛里的恶鬼。”（尼克斯·卡赞扎基斯《中国纪行》，译林出版社2007版）无数次梦到的东方世界猝然呈现在眼前时，先令他吃了一惊，在归途中，卡赞扎基斯仍然心有余悸，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对中国的印象：“在孔夫子美好道德和安详的面具后面，会飞出一条凶恶的、食肉的、身披绿鳞的龙。”这代表了多数欧洲人对中国龙的印象，无疑，这种印象是基于其自身的欧洲文化背景，先入为主的观念难以撼动。

不过，对于东方帝国的美好想象，随着清朝国力相对于西方的急剧衰落，龙的绘像转而出现了讽刺意味，西人绘制的漫画中，多以龙指代清帝国，大腹便便的龙，被踩在地上的龙，还有被宰割的龙，圣乔治屠龙的欧洲传统得以复活。中国龙往往伴随着辫子、八字须、长指甲、朝珠补服等元素登场。1900年的法国明信片《龙被征服了》中，八国联军合力把龙吊到了树枝上，这正是那个时代中国命运的写照。此外，龙还象征着笨拙的暴力，明恩溥《骚乱的中国》收入一幅关于义和团的漫画，一只双头的怪龙象征义和团，正在朝洋人进攻，有个洋人还被龙吞进嘴里。

龙的误解延续到今日。2016年春节期间，西班牙艺术家一款庆祝中国传统春节的海报，海报中的龙有十六条短腿，头部像狮子，撒旦式的三角形尾巴，看整体造型，更像一只巨大的毛毛虫。

从西方人笔下的中国龙形象来看，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是极难的，互相了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有趣的误读，这种误读是意味深长的。

（原标题：外国人笔下的中国龙）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