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弘

《中国科学史》

李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正如李申所说，要撰写一部《中国科学史》，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很久的问题，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显然，这又与“科学”的定义密切相关。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有技术，但是没有科学。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江晓原认为，如果采用宽泛的定义，中国古代就有科学；如果采用狭义，那么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

显然，此前的中国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1987年启动编撰工作的大部头著作命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本书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科学出版社联合组织、时任院长卢嘉锡担任总主编，其出版规模之大、专家水平之高、成果影响之广，堪称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集大成之作，目前已出版26卷。再比如，江晓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通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汇聚了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全国一流学者，撰写各自领域研究最精深的专题，以百科全书“大条目”形式的专题串联起来，展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历史全貌。全书上自远古，下迄当代，按照大致时间顺序分为五卷：《源远流长》、《经天纬地》、《正午时分》、《技进于道》、《旧命维新》。每卷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设置大小不等的专题，每个专题都是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思想。全书共300多万字，包含天学、地学、农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中国科技史所有学科。

这两套书书名均有“科学技术”四个字，而非仅有“科学”二字，可见作者的谨慎。但是，李申有意改变这一做法。在他看来，技术也好，经验也好，在大的文化分类系统中，应该归于科学一类更恰当一些。显然，李申对科学采用了宽泛的定义。由此，《中国科学史》展开了历史的追溯。本书从传说时代的科学，一直写到清代科学。书中显示，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中国古代天文学就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数学方面，不仅是为了生活需要而进行计算，至少在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2000多年前就发生了。在地理学方面，《禹贡》被作为经典，奉为真理。《禹贡》以大禹治水的路线为线索，记述各地位置和河流走向。衮州贡品“浮于济漯，达于河”；徐州的贡品“浮于淮泗，达于河”等等，也就是贡品从济水、淮河等运抵黄河，再运往京城。此外，它还记载了各地的土壤、物产状况，还有据此确定的赋税等级。书中加载可能有错误，但也为科学活动中允许。而《山海经》则被认为“百不一真”。但是，李申认为，《禹贡》主要是为了弄清天下贡赋，这是国家政权大体成型期所需要；《山海经》主要是弄清山海走向和物产，仅仅是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他还认为，其中提到的牲牲就是猩猩。根据《世本》和《竹书记年》等数，我国先民在这一时期，已经有许多创造发明。

按照李申的论述，中国整个古代科学成就众多，且一直延续发展。那么，乾嘉时代，西方科学技术大步前进，为什么中国在这一时期就逐渐落后了呢？李申认为，“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时的中国人生活相对安逸，所以不想有什么改变。他们谁也瞧不起，自然也不想向任何人学习。他们想不到将来有那么一场危机。直到鸦片战争的炮声把他们从梦中惊醒，才‘师夷制夷’，并且首先治理自己。”对于这一观点，李申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儒教史》中也有叙述。

例如，顺治元年，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就献上了依“西洋新法”推得的日食时刻、食限及起复方位图，不久又将徐光启等人参与制定的《崇祯历书》改为《新法历书》，献给朝廷。经过实测，新法比明代的大统历法实是授时历法和回回历法都精密，于是，睿亲王多尔衮将其命名为“时宪历”颁行，汤若望被任命掌钦天监事，加太常寺少卿。

汤若望被重用，使得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传教士们也失去了过去的谨慎，在其著作《天学传概》中称东西万国都是基督苗裔，中国从伏羲开始也是如此，还说中国哲学和基督教相比，不过是萤火之光。这导致了儒教学者的反击。顺治十四年，钦天监中回回历科的吴明炫批评汤若望对回回历法的压制。三年后，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上《摘谬编》，指责汤若望新法的谬误，其后又进《选择议》，李祖白等五人被处斩，汤若望免死。杨光先称，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其后朝廷用杨光先主持钦天监，言工程人自己不懂历法，但辞谢未被允许。此后数年，历法一直不准。康熙八年，实测证明传教士南怀仁西法最好，于是废除大统历法和回回历法，专用西洋历法，南怀仁被任命为钦天监副。他要求为汤若望昭雪、复仇，说杨光先上奏汤若望图谋叛逆是诬陷。后来，康熙同意抚恤汤若望家人，但不同意杨光先反坐。

在明代，徐光启等人公开承认西方历法优越。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能创造这种好历法的西方基督教是否也比儒教优越？儒者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方历法优越，一方面又必须维护儒教的优越地位。于是，他们提出了“西学中源”说——即西法出资中国古代典籍《周髀算经》，乾嘉年间许多儒家学者接受此说。直到清末，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打开国门，清廷对外战争一败再败，这才开始学习西方。

在我看来，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或许与科学技术落后的关系更为直接。如果这一时间段对外开放，保持经济和商贸的往来，儒者的眼界也不会如此狭窄，更不会妄自尊大，坐井观天。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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