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图

以“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为主旨的“丝绸之路”音乐融合与创新研讨会，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主办，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中央音乐学院“一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承办。七月中旬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为期两天的研讨。来自中国、美国、波兰、爱尔兰、俄罗斯、日本、伊朗等国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做了精彩的学术演讲。本版编辑从众多的发言中，选取两位中国学者与一位日本学者的发言，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回应了这个命题。而日本学者的文章，则提及中国的电影以及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影响到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认知形象。如果以文明互鉴，这样的丝绸之路将可以通向任何一个地方。

胡乐与唐诗宋词

陈飞（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监事长）

中华民族的文学与音乐源远流长，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成就有一个总结，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说明能代表中国中古时期的唐宋时代（公元七世纪到十三世纪）最高文学成就的是唐诗宋词。诗词是文学和音乐结合的产物。唐诗宋词则是中国文学史上承上启下最为绚丽的篇章，她继承了《诗经》《楚辞》以来的中国本土古典诗歌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她深受通过丝绸之路传播来的“胡乐”“胡舞”等影响，并与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尤其是音乐相融合，令文学与音乐达到了完美结合，形成了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

中国自汉代“通西域”以来，波斯、印度以及西域等西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甚至欧洲的物产、货物就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这一商道输来中国。在这条通路上，流通的不仅是商品货物，音乐也是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历史上将这些外来音乐统称为胡乐。唐代修撰的晋代史书《晋书·乐志》记载：“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说的是中国最早开创丝绸之路的张骞（公元前二世纪）曾从西域带回一首名为《摩诃兜勒》的乐曲，当时的一位宫廷乐师李延年根据此曲创作出新曲，作为军中仪仗乐。这说明通过丝绸之路传播音乐文化由来已久。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认为，“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由此看来，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一直影响着中国，到唐代达到极盛。

隋唐中国音乐，与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结合，成为新声、新曲。这必然也会对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体——诗歌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是对唐诗体裁的巨大影响。前面提到汉代张骞通西域带回《摩诃兜勒》一曲，后成为军乐。这种军乐便是一个重要的诗歌体裁——鼓吹与横吹。这在宋元时代著名史学家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中也可找到佐证：“张骞使西域,得《摩诃兜勒曲》,汉武采之,以为鼓吹。东汉、魏、晋,乐则胡笛、箜篌,御则胡床,食则羌炙、貊炙,器则蛮盘,祠则胡天。”这段文字进一步说明了鼓吹来源于胡乐。鼓吹曲虽然起源于汉代，但到唐代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唐代诗人拟鼓吹创作了大量作品。唐诗中的名篇《将进酒》便是鼓吹曲。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至今为人所传诵。至于横吹，在北宋郭茂倩所编著的一部诗歌总集《乐府诗集》中有详细的记述：“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已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乐府诗集》引用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对横吹曲的曲目有一个统计：“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已来，唯传十曲：一曰《黄鹄》，二曰《陇头》，三曰《出关》，四曰《入关》，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杨柳》，八曰《黄覃子》，九曰《赤之扬》，十曰《望行人》。后又有《关山月》《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紫骝马》《骢马》《雨雪》《刘生》八曲，合十八曲。”其中的《出塞》在唐诗中有大量作品，很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篇章。像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个被明代大诗人李攀龙誉为唐诗绝句的压卷制作。寥寥数语，其悲壮慷慨之情跃然纸上。还有我们同样熟悉的王之涣的诗：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诗圣杜甫也创作了组诗《前出塞》与《后出塞》，共十四首。

丝绸之路古道  摄：白继开

其次，丝绸之路的胡乐对唐诗题材的影响。中国唐代实行开放政策，向世界敞开大门，令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诗人们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对种种外来文化和新生事物，不是排斥和抵制，而是赞颂和接受。所以唐诗中就有大量有关胡乐乐器演奏和胡乐乐曲的诗作。比如唐代杰出诗人白居易创作的千古名作《琵琶行》便是以琵琶作为主体的长诗，其中对琵琶声腔的动人之处和琵琶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刻画入微：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提到琵琶的还有王翰著名的《凉州词》。当然歌咏其它胡乐乐器的也很多，像“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中的羌笛。以及现今已经消亡的乐器如筚篥，诗人李颀的《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唐诗中也自然也有很多有关胡乐的内容：如王建《凉州行》中“洛阳家家学胡乐”在唐代元稹的《法曲》一诗中描述了唐代的胡化状况：“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火凤》为疏勒乐，《春莺啭》为龟兹乐。

如果说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对于唐诗是丰富了其体裁和题材，那么它对于宋词的形成则起到了更为直接和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虽然名为宋词，但早在唐代就已产生，而且是依曲而生，所谓的“依声填词”，是为曲配写的词，所以原来被称为“曲子词”。而这个曲便是对后世的民间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隋唐燕乐。隋唐燕乐的大发展促进了词的产生。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一部《敦煌曲子词集》收录曲子词160余首，大多为盛唐至五代的作品。说明了词开始即为曲子而作。

首先，从词的一些特征就不难看出，词是为音乐服务的。词的形式首先是长短句，这与中国传统诗歌为齐言体不同，齐言体是指无论四言、五言、七言，其诗句字数相同。而词的字数不一致的特点显然是为配合音乐的节奏，而且这一音乐也大多为胡乐。

其次，由隋唐燕乐发展而来的二十八调系统，在宋词中一直沿用。据史书记载，隋代受命修正声律的高官郑译向苏袛婆学习探讨，将苏袛婆的“七调”与中国传统的十二律结合，创立了八十四调理论，此后在郑译八十四调基础上形成了燕乐二十八调。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首当其冲是宋词，宋词所用的宫调一直未超出这二十八宫调范围。这一宫调理论也是更晚的元曲、说唱、乐器演奏等的基础乐理依据。而这二十八调中的沙陁调、大食调、小食调、般涉调等名称明显就不是来源于汉语。

再者，宋词都有曲牌，这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隋唐燕乐的曲名。唐代崔令钦所著《教坊记》中所记载的许多曲名直接转化成了后世常用的宋词词牌,如：清平乐、浣溪沙、乌夜啼、定风波、浪淘沙、木兰花、望江南、菩萨蛮、临江仙、虞美人、玉搔头、苏幕遮、 西江月、 鹊踏枝、破阵子、渔父引、诉衷情、摸鱼儿、六幺令等等。而《教坊记》中所收录的曲目基本是隋唐燕乐，其中自然多数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

（原标题：丝路上的音乐交响）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