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而又备受争议的作家。他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许多名篇佳作至今仍广为流传。但他复杂浪漫的另类个性，悲喜交织的婚恋行旅，左倾激进而又多元的思想倾向，良莠相间的交友活动都使他仿佛被层层轻雾包裹，迷团重重。赤者嫌其白，白者嫌其赤，争议不断。但无论如何争论，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是毫无疑问的。

郁达夫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1896年12月7日出生，三岁丧父，家境窘迫。1913年秋，18岁的郁达夫跟随去日本考察司法的长兄郁曼陀东度日本求学。他的留学生活持续了近9年，1922年夏才回到国内。

郁达夫曾数次到过北京，但每次都时间不长，加起来总共不足两年。对于古都北京，他只能算一个匆匆过客。但在匆匆的一瞥之间，郁达夫却对北京产生了深深的爱。在他的《故都的秋》《北京的四季》等名篇中对北京发出了由衷的赞美：“中国的大都会，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上海的热闹，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总归都比不上北京……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自己幼年的故乡以外——去一住，谁也会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隐隐地对北京怀起怀乡病来。这一种经验，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觉格外的浓，格外的切。”

第一次到北京 参考外交官

1919年夏，郁达夫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升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就读。快开学时，突然收到长兄郁曼陀从北京的来信。长兄在日本考察不到一年就回国了，就职于司法部。他得知北京将于10月份进行外交官、高等文官的考试，要弟弟立即回国赴京应试。9月初，郁达夫离日回国，先在故乡富阳小住了几日，即赶赴北京。

外交官的考试在9月26日，郁达夫笔走龙蛇，下笔如有神，顺利完成了试卷，不料发榜时却名落孙山。他百思不得其解，在一位朋友的指点下才明白其中的奥秘。原来在考试前，有权有势的考生早在主考官那里疏通了“关节”，录取者早已内定。郁达夫虽对国内官场的腐败让他有所耳闻，却不料黑暗到如此地步。满腔激愤的郁达夫在路过一座破落的旧王府花园时，将一首诗题在墙上，署名江南一布衣题：“……燕雀岂知鸿鹄志，凤凰终生羽毛伤。明朝挂席扶桑去，回首中原事渺茫。”。

回到哥哥家中，他想立即回日本，但兄嫂的劝他留了不再参加紧接着的文官考试。但在兄嫂的劝导下，他勉强留了下来。10月初考试当天，天未亮他就起床，顶着星月来到东华门等候点名。时间尚早，他沿着故宫的高墙慢慢散步。深秋的晓风吹在身上感到一阵阵发冷。他忽然有些委屈，自己千里迢迢赶来赴试，不就是为了争取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吗，可是谁能理解他的苦心？考试的时刻终于到了，他随着考生走入太和殿……考试的结果与外交官考试一样，郁达夫又未被录取。

这次北京之行让他心灰意冷，他羞于回故乡再和亲友相见。直接回了日本。他一面继续在帝国大学学习经济，一面从事文学活动。他与郭沫若、成仿吾等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编辑出版《创造》季刊，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社团。1921年，郁达夫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出版，这也是“五四”以来最早出版的新文学白话体小说集。《沉沦》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郁达夫在文坛也风声鹊起。

第二次来京 拜会周氏兄弟

1922年7月，郁达夫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归国。在安庆政法学校任教，同时继续与创造社同仁编辑出版《创造》季刊，继续他的小说创作。

他的小说在社会上受到许多人的误解与谴责，在学校里也受到一些人的嫉妒与嘲讽，郁达夫内心十分苦闷。1923年初他辞去了教职，2月份第二次来到古都北京。一是看望兄嫂，散散心，二是为感谢周作人。原来在《沉沦》出版后引起轰动，同时各种抨击甚至漫骂也向郁达夫袭来。郁达夫曾将一本《沉沦》寄给周作人，并给他写信：“我希望你出自内心对我的作品进行批评。上海所有文人都反对我，我正在被迅速埋葬，我希望你是给我唱悲哀的挽歌的最后一个人。”周作人立即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力排众议大声疾呼为郁达夫申辩。他指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周作人的文章逐渐平息了封建卫道士对《沉沦》的围攻。

郁达夫到京后住在长兄家，并立即致信周作人请求到府上拜访。周作人回信请他及几个朋友到家中吃饭，鲁迅做陪。当时，周氏兄弟住在西直门内大街南边的八道弯胡同11号。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氏兄弟。他感到他们真是一代宗师的风范，温文尔雅，谦谦有礼，学识渊博。特别是鲁迅更给郁达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回忆道：“他的脸色很青，胡子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体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第三次来京 到北大任教

与周氏兄弟在北京的相见也许注定了郁达夫还会再次来京。1923年10月郁达夫再次到京，住巡捕厅胡同长兄家，在北京大学任教。1923年10月初，在北京大学教授统计学的陈启修要到苏联考察。他是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兄，因而推荐郁达夫接替自己到北大来教授统计学。郁达夫也想“转换转换空气，振作振作精神”，于是接受邀请再次来到北京。

他离别了妻儿，孤身一人来到北京，仍寄住在自己长兄家。他的长兄住在西城巡捕厅胡同28号一座北京常见的四合院中。巡捕厅胡同是老地名，现在还在吗？改叫什么名称？在郁达夫的自叙传式的小说《薄奠》中，记载了“我”的住址：“进平则门往南一拐，就是南顺城街，南顺城街路东的第一条胡同便是巡捕厅胡同。”平则门是元代的名称。明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加固北京城墙，完善城门楼建制，正统四年为重新修建的各城门命名，改元代的平则门为阜成门，但直至民国年间人们仍俗称其为平则门。阜成门已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拆除，位置大约在现在的阜成门立交桥附近。正对着阜成门内有一条东西向大街，旧称阜成门街，在街南边紧挨着城墙有条南北向小街叫南顺城街。现在这条东西向大街叫阜成门内大街，南北向小街叫阜成门南顺城街。两条街都依然还在，但这里已是一片高楼大厦，被统称北京金融街。在这一片高楼大厦间还有小胡同吗？从现在的北京地图上可以查到阜成门南顺城街以东，阜成门内大街往南的第一条胡同叫民康胡同，经查资料证实它恰是由巡捕厅胡同改名而来。我去实地查访，民康胡同确实还在，是一条东西向小胡同，胡同东口通向太平桥大街。现在小胡同南边已拆除，整条胡同在时尚大厦的包围之中。郁达夫究竟曾住在哪个院落，已无从查找了。

郁达夫上课的地点并不在沙滩红楼北京大学校本部，而是在北河沿北大分部。每周虽然只有两节课，但不是他钟爱的文学，而是他并不喜欢的枯燥乏味的统计学。况且他又是个地位卑微的讲师，名义上是月薪100元，但教育部一向欠薪，每月只发2至 4成。郁达夫又陷入了贫困和孤寂之中。

好在他住在兄嫂家，还能享受到家庭温暖。长嫂如母，对他像孩子一样照顾。长兄喜爱诗词，又画得一手好水墨山水画。闲暇之余，兄弟俩一起谈诗论画颇有心得。更可亲的是他的小侄女，活泼可爱。休息日他常带侄女到阜成门外玩耍，直到夕阳挂在柳树稍上，晚霞把河水染红的时候，他们才牵着手慢慢地走回家。冬天护城河水结冰了，他就牵着侄女在冰上走，看着岸上的枯树在冷风里摇晃。有时坐冰车，一直在冰上滑行到西直门……每到这时，郁达夫身心都无比放松，他觉得自己也仿佛回到了孩童时代。他的侄女就是后来的著名画家郁风。

另一件让他更振奋的事是他与鲁迅的交往。因为兄弟失和，1923年夏鲁迅搬出了八道弯，租住在西四南的砖塔胡同61号。

郁达夫到砖塔胡同去拜访鲁迅。他将自己新出版的《茑萝集》带给鲁迅。鲁迅关切地询问他在北京的情况。他们无话不谈，从曹锟贿选大总统一直谈到文学界的种种争纷。朱安太太烫好鲁迅爱喝的绍兴黄酒，炒好几样下酒菜，他们边喝边聊，直到夜深。鲁迅并不同意郁达夫的某些文学见解，但在当时争论不休的文坛，鲁迅与许多人发生过争论，但却从未批评过郁达夫。郁达夫敬仰鲁迅，鲁迅欣赏郁达夫，他们结下了诚挚的友谊。

郁达夫十分关心和注意发现、提携文学新人。他去银闸胡同公寓中看望、关怀处于困境中的沈从文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其实对于需要帮助的文学新人，郁达夫真诚、坦率，总是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在他的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醉心新文学的青年学子。诗人冯至后来回忆说：“有时郁达夫和我们不期而遇，便邀我们到任何一个小饭馆里小酌。我难以忘记的是一个晚春的夜里，断断续续地下着迷蒙的小雨，他引导我们到前门外他所熟悉的酒馆之间，走出一家又走进一家，这样出入了三、四家。酒，实际并没有喝多少，可是他的兴致很高，他愤世嫉俗，谈古论今，吟诵他的旧作……”

接妻儿到北京

1924年春，郁达夫将妻子孙荃和长子小龙从故乡富阳接到北京，先是一同住在大哥家，但大哥家太窄小，实在很不方便。一个多月后，他在什刹海北岸租到了一个小院，全家搬了过去。

什刹海北岸就是现在的前海北沿。从地安门西大街向北，穿过著名的荷花市场就到了。前海北沿岸边垂柳依依，风景秀丽。郁风曾在《三叔达夫——一个真正的文人》一文中对那座住宅及周边环境有过细致描述：“一九二四年春天，三婶带着龙儿也从南方来到北京，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后就搬到什刹海北岸一所小房去住了。院里有两棵枣树，一架葡萄。三叔搬走以后，我只有礼拜天要求父亲带我去三叔家。夏天我们和他们全家常常穿过门前柳荫去什刹海，当年那儿是个游乐场，有多种北京传统的吃食：撒白糖的莲藕，荷叶粥，冰冻的柿子烙，凉粉，还有各种江湖艺人在那里卖艺。晚上常常是在三叔家吃过晚饭，搬出凳子在葡萄架下喝茶，父亲和三叔谈诗论画，我哄着龙儿弟弟捉萤火虫。”

在前海北沿，郁达夫总算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属于自己的家，在这里他感受了家庭的天伦之乐。妻子温柔贤淑，龙儿聪明伶俐。“夫妻两个，日日与龙儿伴乐，闲时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处，及门前的杨柳荫中带龙儿去走走。”龙儿成为他最大的精神慰籍。心情愉悦了，创作的激情也随之迸发，《一封信》《北国的微音》《十一月初三》《小春天气》等相继完成。

但这样稳定的生活并不长。1925年2月他应邀赴武汉任武昌师大文科教授，离开了北京。但在武汉他受到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攻击，不到一年又离开了。他先后去了上海、广州……

1926年春，到广州不久的郁达夫接到妻子从北京的来信，告诉他龙儿患了重病。当他心急如焚地赶回北京时，看到家门口贴着白条。可爱的龙儿没有等回他的爸爸，永远离开了他。

龙儿的离世对郁达夫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几个月后他离开了北京，再也没有回来。在《一个人在旅途上》一文中，郁达夫叹道：“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只一个人，只是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中大约是完不了的飘零。”

这或许是谶语，然而不幸言中。这之后，郁达夫确实一直在漂泊之中，一直漂泊到海浪滔滔，丛林莽莽的东南亚诸岛，直到生命的终结。但在漂泊中他始终边坚持写作，边从事着抗日宣传和救亡活动。1945年8月29日深夜，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9月17日杀害于苏门达腊，至今未找到尸骨。

来源：北晚新视觉网 主笔：陈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