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战中德国军队已逼近莫斯科，俄罗斯〈十月〉也没中断

中国〈十月〉诞生于文革后，一个文学的时代

伊琳娜?巴尔梅托娃（俄罗斯〈十月〉主编）：我们已经走过了90年的历程，而且我们创刊的时候，也是苏联、俄罗斯很艰难的时代，内战刚刚结束，列宁刚刚去世。在全国感到非常悲痛的时候，当时的作家决心联合起来共同去创造新型的文学。那个时代比较讲究集体主义，所以没有任命任何主编。

从第一期开始，我们的杂志不但发表苏联作者的作品，还发表其他国家的作品，被当时认为是新型潮流的代表者。90年来我们〈十月〉杂志从未中断过，包括二战时期德国军队已经逼近莫斯科，我们依然坚持，现在我们也要继续坚持下去。

曲仲（〈十月〉杂志主编）：我们的〈十月〉创刊在当时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两年，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文学杂志都停刊了。1978年，面临着整个社会解放思想，中国要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全社会又重新涌起了对文学的一股热情。十月杂志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大的形势下产生的。这是当时中国的第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之后一些非常优秀的文学刊物也陆续得到了创刊或者复刊。那个时代是非常令人留恋的时代，我们也称之为文学的时代，十月杂志在顶峰期，就是80年代的末期，它的印量曾经达到过近80万册。那一代的十月杂志的编辑，也就是我们的前辈，发表了很多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是带有突破性的、非常好的文学作品。由于解放思想是一个过程，当时有些作品在当时的形势下是犯忌的，但是今天看来，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具备很高地位。

伊琳娜?巴尔梅托娃：我们的历史也有它的复杂性，比如说在70年代〈十月〉杂志是带有保守主义的倾向的，这和当时的〈新世界〉杂志有过争论，但是我们杂志依然在发展，到了80年代，我们这个杂志发表了不少非常尖锐的作品，有一部《农村侦察员》，描写当时农村的一些悲惨状况和艰难生活的尖锐小说，是在十月杂志上发表。到苏联时期改革开始以后，我们当时立志于把过去的一些禁书重新让它和广大的读者见面，所以我们就发表了阿赫玛托娃的作品，纳博科夫的一些诗作。我们也是当时率先决定脱离国家的保护的刊物，所以当时一放开，我们就拿到了作为独立刊物的批准书，它的编号是1号。

二、我们都在寻找年轻的作家

伊琳娜·巴尔梅托娃：1928年，十月杂志发表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当时还无人知道这个年轻作家。

从我们办刊的方向，我觉得有两点比较重要，一个是我们所发表的作品都是比较高水平的，为一些知识分子所喜爱的。另一个方向，我们还是在不断寻找一些年轻作家，给他们一个平台。

根据俄罗斯的传统，文学杂志被当做是文学质量的检测者。一个作家能够在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话，就标志着，各个出版社开始注意他，认为他的质量是比较高的，出他的书不会亏本。

80、90年代，整个出版界处于停顿时期，作家找不到地方能够发表自己的作品，唯独通过一些文学杂志才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平台。我们的文学杂志等于是帮助他们，给他们了一个发表自己作品的窗口。现在我们依然还要寻找一些年轻人，培养年轻一代的作家。

曲仲： 今天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优秀作家，几乎全在十月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很多是他的处女作或者代表作。像诺奖得主莫言先生重要的代表作就是在十月上发表的。

培养新生代作家也一直是我们的一个方向，近20年来我们陆续给一些青年作家创立专栏，大概推出了将近80位新生代作家，这些将是中国未来的中坚。

中国的《十月》杂志没有俄罗斯的《十月》杂志历史悠久，只有36年历史，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对未来的期望。十月杂志，是北京出版集团主办的，所以有它一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有集团的非常坚实的支持。

因为有集团的支持，十月杂志还有一个设想，是搞一个全国的中外文学创作翻译基地，为更广大的作家群服务。

三、如果普希金被允许来中国，他可能就不会自杀。

谢尔盖?叶辛（俄罗斯作家）：我们这次见面，我想可能是中国和俄国在近百年的文学交往中一个非常有历史性的片断。我们知道普希金当时特别想来到中国，他向沙皇发出这个请求，但是没有得到允许，如果他能够来到北京的话，他也许不会那么早的结束自己的生命。 刚才说的算一个小的笑话，我现在想说，中国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世界上一个上升的大国，凭借这样一个身份他可以无所不能。

嘉宾1：我特别喜欢伊琳娜女士提到的一个想法，让俄国的诗人或者是作家来写一写他们对中国的印象，相应的，中国的诗人、作家也写一写俄国的印象。这是我第四次来中国了，在之前我还不仅仅到过北京，还到过西安等，每一次我都能有一些让我特别惊喜的发现。

现在我在写一组诗，是关于中国的，我已经答应把这组诗给十月杂志。我也认真的想，我们国家有没有一些诗歌是写到过中国的，可能有一些短诗或者诗句什么的，但是特别完整的写中国的东西还没有，这个让我感到很奇怪，我们在俄罗斯有写意大利的诗集、篇幅也不是特别大，有一卷的样子，但是关于中国几乎什么都没有。我作为一个当代的作家，我特别想看看从哪开始。

莫斯科《十月》杂志今昔

不久前，中国和俄罗斯两家同样名为《十月》的文学杂志联袂在京举办“中俄‘十月’文学论坛”，这使得人们又将关注投向了莫斯科这份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的大型文学期刊。

俄罗斯的“胖杂志”传统

一提起莫斯科的《十月》杂志，俄罗斯人大都会立马回应道：“这是一份胖杂志。”俄语中的“胖杂志”（толстый журнал），我们一般译作“大型杂志”，但这种译法无法传导出原文中的形象感和亲昵语气，而“胖杂志”在俄罗斯文化历史和生活中所具有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也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所谓“胖杂志”自然是指篇幅的庞大，一般都在200页以上；与此同时，这一称谓亦指内容的庞杂，这些杂志的自我定位往往都是“文学和社会思想性杂志”或“文学和文化生活类杂志”。此类杂志在俄罗斯最早出现于18世纪，叶卡捷琳娜女皇就曾亲手创办一份名为《万象》的大型讽刺文学杂志。《十月》主编伊琳娜？巴尔梅托娃在北京“十月”文学论坛上曾就此调侃道，她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二位女性“胖杂志”主编。

19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世纪的发展历史，更是与大型文学杂志的勃兴紧密联系在一起，卡拉姆津创办的《欧洲导报》，普希金创办的《现代人》，别林斯基主持的《祖国纪事》等，都在当时的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些杂志往往既是文学期刊，又是社会的思想文化阵地，既是俄罗斯文学迅速崛起的舞台，又是俄罗斯民族意识逐渐成熟的思想温床，其影响近乎我国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到了20世纪，“胖杂志”传统在俄苏社会得到延续，无论是在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还是在苏联时期以及苏联解体之后，大型文学杂志仍是始终是社会舆论的喉舌和文化生活的核心。

创办于1925年的莫斯科《十月》杂志就是这样一份影响依旧的“胖杂志”，在互联网上查阅维基百科“文学杂志”词条的俄文版，发现其唯一插图就是莫斯科《十月》杂志的封面，由此也不难看出这份杂志在今日俄语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莫斯科《十月》今昔

《十月》杂志当初的创办者大多为当时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负责人，如富尔曼诺夫、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等，杂志的名称自然取自那场开创人类新纪元的“十月革命”。20世纪30年代起，《十月》的同仁杂志色彩逐渐淡化，最后发展成为一份具有官方身份和权威地位的大型文学杂志。先后担任过该杂志主编的有潘菲洛夫、柯切托夫和阿纳尼耶夫等。在苏维埃时期，《十月》杂志首发了一大批彪炳苏联文学史的名作，如马雅可夫斯基的《放声歌唱》、法捷耶夫的《毁灭》、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又译《夏伯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卡维林的《船长和大尉》、卡塔耶夫的《团的儿子》、叶赛宁的诗作、左琴科和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普里什文和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等。

在20世纪50年代的“解冻时期”，柯切托夫任《十月》主编，这位因《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等小说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作家，对斯大林死后的反“个人崇拜”运动持有异见，被视为文学界的保守派，他所主持的《十月》因此与革新派代表、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主持的另一份大型文学杂志《新世界》形成尖锐对峙，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两家杂志的对抗成了20世纪50年代最为醒目的文学和文化事件，直到如今，这两家文学杂志的博弈和缠斗，仍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研究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仍不时成为俄罗斯和西方大学俄罗斯文学专业研究生的论文选题。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十月》杂志却出现了一个较为突然的身份转变，这家传统的“保守派”杂志摇身一变，成为“新思维”运动的急先锋之一。其标志性的事件，即《十月》杂志与俄联邦作协的冲突。在《十月》杂志相继发表了阿斯塔菲耶夫的《忧伤的侦探故事》、雷巴科夫的《沉重的黄沙》、阿赫马托娃的《安魂曲》、西尼亚夫斯基的《与普希金散步》、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又译《风雨人生》）和《一切都在流动》、布尔加科夫的《亚当与夏娃》、阿尔达诺夫的《自杀》等对苏维埃现实表现出反思乃至谴责的作品后，俄联邦作协以及众多苏联作家表示惊讶和愤怒，他们请求有关方面撤换该刊主编；与此同时，很多著名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却联名发表公开信，声援《十月》杂志，一时间满城风雨。

苏联解体后不久，俄联邦正式颁布法令，废除书刊审查制，此时的《十月》面临两种选择，或成为政府文化机构的附属杂志，或成为完全独立的同仁刊物，该杂志选择后者，并成为在政府部门登记的第一家独立办刊杂志，他们的办刊许可证上的编号为“001”，这很让该刊编辑人员感到自豪。但是，随着传统的“文学中心主义”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中的迅速淡化，随着无数消遣类刊物雨后蘑菇般的涌现，随着纸质阅读量的急剧下降，《十月》杂志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刊物的订数由数十万下降至数千份，所有办刊经费和编辑人员的工资均靠自筹，作者仅能得到一点象征性的稿酬。在获得独立身份的同时却遭遇了财务窘境，在赢得出版自由之后却失去了读者，在俄罗斯，面对这一现状的也并非《十月》一家。《十月》现任主编巴尔梅托娃自2001年起接手杂志，在这位“女主人”的操持和经营下，《十月》已渡过难关，步入常轨。

莫斯科《十月》杂志的历史，也就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莫斯科《十月》与中国

莫斯科《十月》杂志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关联。1936年，当时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驻苏联代表的肖三，在《十月》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传记特写《毛泽东》，该篇特写长达10页，约合中文2万字，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是苏联大型文学杂志首次刊发毛泽东题材的作品。1957年，《十月》杂志连续4期（第1-4期）辟出大量版面（360页），发表了苏联作家、《真正的人》的作者鲍里斯？波列沃依在访问中国之后写作的长篇特写《旅行中国三万里》。这篇特写在当时的苏联读者中激起巨大反响，也引起了一些作家的关注，如巴宾在《十月》1958年第5期上发表了长篇评论《与中国的三次相会》，扎雷金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评论《在朋友的国度》，加林在《莫斯科》杂志发表了评论《坚硬的果实》。

2004年，《十月》杂志在俄联邦出版和大众传媒署的支持下开始举办“诗歌丝绸之路”诗歌节，该活动已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黑海地区先行举办，《十月》主编巴尔梅托娃正计划将这一活动引入中国，为中国正在开始实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添加文化因素。

作为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一份文学杂志，《十月》也一直希望与中国首都北京的文学界开展交流和合作，当他们听说北京也同样有一家名为《十月》的大型文学杂志时，不禁喜出望外。经过短暂的协商，以主编巴尔梅托娃为首的莫斯科《十月》代表团于今年北京国际书展期间访问北京《十月》编辑部，双方共同举办了“中俄‘十月’文学论坛”，并商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举办“论坛”，在刊物上相互发表对方提供的文学作品，再将这些作品结集出版，俄方出版的作品题为《北京故事》（暂名》，中方出版的作品题为《莫斯科故事》（暂名）。

莫斯科的《十月》和北京的《十月》，两家性质、地位甚至风格均相近的大型文学杂志，一对期刊双胞胎，如今携起手来，惺惺相惜，必将对中俄两国的文学和文化交流事业做出新的奉献。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刘文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