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雅山

清朝太医院旧址现状

地安门东大街路北的105号、111号、113号和117号，是四个基本连成一片的院落，很多人不知道这里是清太医院的旧址。

有文字记载，太医院最早始于金代，隶属于宣徽院，其长官称“提点”，正五品。明代太医院在前门内东交民巷西口路北，直至清前中期太医院一直在此。晚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外国列强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东交民巷被划归使馆区，包括太医院在内的中国衙署必须迁出。太医院先后暂借东安门御医白文寿宅第以及北池子大悲观音院，最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另建新署，三年后竣工。

另外，在选址上也考虑到交通便利，地安门到紫禁城的直线距离。特别是在光绪和慈禧病重和病危期间，需要太医院的御医经常往返于皇宫和太医院。二者间的距离远近，尤为重要。不仅仅是问诊，还要配制和熬制中药。

随着辛亥革命后溥仪逊位出宫，太医院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御医们散落民间，有的告老还乡，也有些则隐于闹市之中。因早年在太医院内办有私塾，有太医讲授中药知识，所以在太医院落魄之后，便改为私立两吉女子中学，后改建为北京三十二中校办工厂；如今是民居及商业铺面房。

幸运的是，当年的先医庙依然“健在”，只是如同落魄的贵族，默默地混迹于百姓民居之中。原本高大雄伟的殿堂，不仅被分隔成多间平房和院落，而且还各自装上了防盗门，成为“院中院”。

太医的每张方剂都被封存

都知道给皇家看病责任重大，他们每一张切脉、诊断、下药的方剂，现在都一张不落地封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务府卷宗里，问责制一直可以追溯到永远。世上常说“翰林院的文章，太医院的药方”，翰林和太医都要的是四平八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太医看病遵循着这条规则，用药温和，剂量轻微，实属无奈之举。

都说太医看病难，此言不假。自道光皇帝起，明令禁止使用针灸，原因是皇上的龙体外露有失尊严。

不知道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在这里还能不能有效地使用？平跪着给皇上诊脉，不敢抬头仰视不说，更不敢让皇上伸出舌头，看看舌苔，也不敢放肆地问问“二便”如何，一言不慎即可招祸。一切诊病的手段都被切断了，只能靠切脉了。而在皇权的威慑之下，那从容不迫地切过无数个病人脉象的手指，一搭上皇上的龙体，御医们先要控制住自己的手，千万别颤抖。病势沉重的光绪，在太后面前永远温顺得像只小猫，可在太医面前动辄龙颜大怒。特别是他还略通医道，所以经常口授方剂由太医开药。一药不当非同小可，而太医们也不敢不从。所以，要保住性命，讨皇上欢心，就要学会察言观色，功夫在“医”外。常言道，名医多非御医，御医多非名医。御医也不一定都能为皇上看病；给皇上看病的也不一定就是名医。

据说，当年光绪被慈禧软禁之后，总觉得自己病身沉重，觉得是吃药太多所致。于是，光绪专门对御医们说，你们看我的病能治就开方子，千万不能以药试病。御医们听了面面相觑，谁敢做主不开方子，居心何在啊？在光绪最后弥留之际，两位御医都知道皇帝熬不过这夜，方对大臣们说，已经没必要开方了。但大臣们还是心存戒惧，恳求御医开具药方，说随便开什么都好。最终，御医开了一张方子，药还没有熬好，光绪就驾崩了。

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但面对“龙驭上宾”，性质就有所改变。即使行医无差错，也要受到相应的处分，“即行革职，戴罪当差”，谁让你没留住皇上的性命呢。如此，这些悬壶济世的医师，到了太医院当差，便都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若给皇后和妃子们看病，那可就更难了，“悬丝诊脉”的故事人们都听说过。皇宫里“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极为严厉，太医不能手触手地给女眷们诊脉，只能把一根丝线由太监递到挂着帷帐的房间里，系在女眷的手腕上，另一头留在屋外太医的手里。而负气的妃子们常常把丝线系在椅子腿上，想考考太医能不能诊出她的病。所以，御医们就在看病之前，先花钱买通皇后或妃子身边的佣人，问清病情和症状，就好办过多了。

清代医学，重于考据，没有解剖学。所以，当年太医院署药王庙案前立有铜人，上面标注着人体周身的穴位，并注有文字和位置分寸，用于考核学习针灸者之用，就显得尤为珍贵。只可惜，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被俄国军队掠走；同被俄军掠走的还有先医庙供奉的铸铜三皇像。

以后，清太医院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铸制了一具新铜人-清光绪铜人。该铜人外形为一名身材高大健壮的青年男子，上身袒裸，腰下佩带装饰，两臂自然下垂，赤足，立于长方形底座上，头顶上束有一小圆发髻，圆脸，大耳下垂，眉毛修长，略带羞涩的神态，给人以淳朴忠厚之感。整体上，该铜像透射出智慧的光芒。全身共标有357个白色穴名，穴位总数664个，穴位孔眼与体内贯通，无经络线。

该铜人由太医院苏秉钧、张庆云监制，铜人铸成后置于太医院“铜神殿”，1925年移交故宫。

清代太医院遗址是我国仅存的一处皇城医药文化遗址，在世界医学史上也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如今，清太医院的恢复工作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清代太医院遗址这一珍贵文化遗产。

清道光皇帝禁针诏

挑选御医看重书法

明清两朝，太医院的职责就是服务于皇室，且明清的太医院，兼具卫生部、总医院、医学院和保健局四种功能。所以，这里云集着全国的医师圣手，御医们都是饱学之士，很多人先是学子，而后“由儒入医”，他们的抱负便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明朝著名医学家李时珍，曾与太医院有过一段渊源。嘉靖年间，朝廷下了一道诏书，要在全国选拔一批有经验的医生，填补太医院的缺额。李时珍被推荐，从武昌来到北京。李时珍进入太医院后，任“院判”之职（正六品）。但李时珍发现有些太医把心思都用在为皇上研制丹药上，在太医院任职一年多后，李时珍便以病为由向“院使”（相当于院长）提出辞职，回乡修编本草之书。

康熙年间，北京“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显扬就曾任太医院吏目一职。其子凤鸣承袭父业，于雍正年间在同仁堂供奉御药房的宫廷药材，前后八代，一百八十余年。

除了从民间招揽人才，太医院还设有教习厅，培养医务人才。学生要学习六年，考试合格后方能录用。太医的考试也受八股文的影响，会考一些四书五经的内容，而且还看重书法。因为太医在开药方时，必须字迹端庄秀丽。

太医院的“院使”月银三两，左右院判、七品御医均月银二两二钱，吏目、医士月银一两五钱。雍正元年（1723年）规定：医士月给公费饭银一两五钱、米九斗。当时，一个普通太监月银二两，可见御医的俸银是偏低的。

另外，太医院不仅在宫中有办公地点，当皇帝出行游玩时，太医院还要专门设太医值班室。在宫中值班的御医称“宫直”，在外廷值班的称“六直”。宫直在御药房及各宫外班房值班，六直在外直房（如畅春园、圆明园）值班。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