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除了这件珍宝，张伯驹还收藏了众多绝世珍品，如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晋朝陆机的《平复帖》；仅存于世李白的真迹《上阳台帖》；宋朝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唐朝杜牧的《张好好诗》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文物。

为了收藏这些珍品，出生于世家的“公子哥”张伯驹散尽了全部家产。在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他就将这些“宝藏”捐献给了国家，他以如此坦荡的胸怀与气度实现了他当初醉心于书画收藏的初衷：“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不喜仕途痴迷书画

张伯驹（1898-1982），字家琪，号丛碧，河南项城人。提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项城，很多人都会想到另一个与项城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袁世凯。很多史书在记载袁世凯时，直呼他为“袁项城”。事实上，当年在项城，袁家和张家都是非常有名望的家族，而且两家还有姻亲关系。张伯驹的姑妈嫁给了袁世凯的大哥袁世昌，张伯驹也就是袁世凯的表侄子，与袁克定、袁克文是表兄弟。

张伯驹的父亲本是张锦芳，后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是光绪朝的进士，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湖南提法使等职务。民国成立后，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1915年3月，张镇芳主持官商合股的盐业银行，以抗外资，张镇芳任经理，总管理处设在北京。第二年因为袁世凯去世，盐业银行也改为商业银行，由张镇芳经营。后张镇芳因支持张勋复辟而死里逃生，遂断绝了仕途的念想，几经曲折最终回归自己创办的盐业银行。

顺便提一句，除了创办盐业银行，如今的北京，还留有张镇芳当年的活动印记。常去香山的人，应该对香山公园管理处办公楼南侧的一座二层建筑有印象。这座楼原名为镇芳楼，在香山慈幼院时期，它曾是慈幼院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慈幼院董事会的办公地点。此楼的建成资金，正是来源于张镇芳的捐赠。当时为了感谢张镇芳的善举，办公楼建成后，遂命名为“镇芳楼”。

话题再回到盐业银行。1928年，张镇芳出任盐业银行董事长，此时的盐业银行，总部设在当时北方的金融中心——天津。谁也没有想到，这座中国最早的商业银行除了在经济上发挥重要作用，还为张伯驹走上“收藏家”之路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张伯驹从小天赋异禀，又异常努力，故被称为“神童”。他幼年入私塾，五六岁就能背很多首古诗，十岁不到就可以写出很多古体诗。另外张伯驹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据说他能把《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

但是成年后的张伯驹并没有考取功名，他喜爱京剧、诗词、古琴、书法，舞文弄墨，沉醉于书画世界。政界出身的张镇芳自然不赞同儿子如此行为，所以张伯驹被父亲所迫，参加了袁世凯的军队。1917年，张伯驹从中央陆军混成模范骑兵团毕业，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做到旅长，又因不满军阀腐败生活而离开军界。张镇芳对张伯驹作出的决定非常地恼火，但又无可奈何，后来张伯驹又被安排协助父亲打理银行业务，但他对银行事情不感兴趣，开始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书画上。

因为盐业银行的政治背景，清廷的大批文玩都抵押在盐业银行账上，张伯驹由此也得以眼见诸多“囯之器重”，造就了他日后超乎寻常的鉴赏眼光。

由于张伯驹自身在诗词歌赋上的良好基础，加上接触了大量宫廷典藏的经典书画，其吟诗作赋、风流倜傥的做派也广为流传，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不过，关于“民国四公子”的说法有不同版本，也没有官方的定论，多是民间的说法。张伯驹所著《续洪宪纪事诗辅注》对此曾有记载：“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张伯驹），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

四万大洋从皇族手中购得《平复贴》

张伯驹从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的名人书画。1927年，他偶然从琉璃厂买的一幅康熙早年题写的大字匾额“丛碧山房”，此幅字虽然笔意纵放，但由于是康熙年轻时候写的，而且画底残破，少了一个“房”字，当时并不怎么值钱。但是张伯驹就是很喜欢上面的“丛碧”两个字，索性给自己起了个号“丛碧”，书斋也改名为“丛碧山房”。从此他对古书画的收藏一发不可收拾，后来逐渐把收藏珍贵书画当作一种使命。他曾经说：“予生逢离乱，很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尤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名迹仅记载在他的著作《丛碧书画录》里的就有118件，他的藏家地位和影响力可以说在当时无人可比。在张伯驹的收藏过程中，盐业银行董事的身份对其帮助颇大，这无疑是他对外收藏书画的一个财力招牌和收藏渠道。在其著作《春游纪梦》中提到稀世珍品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和黄庭坚的《摹怀素书》，曾经都是旧主刘可超在天津盐业银行的贷款抵押。不过，张伯驹最让世人折服的不是他的“财大气粗”，而是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尤事收蓄”的魄力，以及他对国宝的重视。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及了自己为何不惜一切收藏珍贵书画的初衷：“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在张伯驹的诸多藏品中，最具影响力的则是陆机的《平复贴》。《平复帖》长23．8厘米，宽20．5厘米，只有9行字，是西晋大书法家陆机向自己的朋友贺循问候疾病的书札，距今已有近1700年。《平复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不足一尺长的作品，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人们尊称它为“墨皇”。

《平复帖》在乾隆年间流入清朝内府，后来被乾隆皇帝赐给了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到了光绪年间，书帖又到了朝廷重臣恭亲王奕訢的手里。辛亥革命后就不知所踪了。

上世纪30年代，张伯驹四处托人打听求购《平复帖》，后来终于打听到《平复帖》为清朝皇族爱新觉罗·溥心畬所有。最初，张伯驹让一中间人与溥心畲协商：请将此宝相让，伯驹愿收；如果不想转让，需用钱可抵押。中间人经过多次沟通后，给张伯驹回答：可以转让，价钱要20万大洋。在当时，20万大洋的价码实在是太高了（民国初期，鲁迅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做教授时月薪是300大洋，20万大洋相当于他七年的工资），张伯驹只好忍痛割爱。1936年，让张伯驹担心的事发生了，溥心畬旧藏唐代韩幹《照夜白图》经古董商人流失海外，张伯驹挽回不成，十分惋惜。有了前车之鉴，立即再次请中间人北京阅古斋的韩老板会见溥心畲,恳请溥心畲先生千万不要再让此帖流于国外，并希望溥先生能将画卖给他。后来张伯驹又请大画家张大千先生做说客，从中间说和，张伯驹表示他愿意以6万大洋购买《平复帖》，但是仍然没有成功。张伯驹此时非常着急。

1937年年底，张伯驹在火车上与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相遇，从他口中得知，溥心畲母亲过世了，现需款正急，可以借机购得《平复帖》。但张伯驹忧虑，现正遇母丧，重提相求之事，有乘人之危之嫌。张伯驹说：“心畲急需用钱，我就先借给他一万元吧。”“那就以《平复帖》作抵押。”傅增湘决定促成此事。几日之后，傅增湘把《平复帖》抱来了。“心畲要价四万，不用抵押，一次卖断较为简便。”张伯驹立即先付2万大洋。

虽然说张伯驹出身世家，但此时张镇芳已经去世多年（张镇芳于1933年去世），而且张伯驹一直在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担任总稽核，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甩手掌柜，因此可以让他拿出来的钱并不多，为了凑足余下的2万大洋，他将妻子潘素的首饰都变卖了。

张伯驹买下《平复帖》不久后，就有日本人通过古董商找到他，说愿意出30万现大洋购买《平复帖》，被张伯驹先生断然拒绝。张伯驹义正言辞地说：“我买它不是为了钱。黄金易得，国宝无二，万一这幅帖最后是因为我而流落到了海外，我张伯驹岂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从此《平复帖》就与张伯驹形影不离了, 此帖来之不易，故他又把自己的书房改成为“平复堂”了。

遭绑架宁愿饿死不愿变卖字画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局动乱，因为这些价值连城的书画，张伯驹曾遭到绑匪的绑架。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在上海盐业银行上班的张伯驹，突然被人绑架，绑匪索价伪币300万元。此时的张伯驹，为了收藏珍贵字画，早已囊空如洗。张伯驹了解到，这帮绑匪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交出收藏的珍贵字画。因此张伯驹宁愿饿死，也不愿让他们得逞。于是他连日绝食，没过几天他就昏迷不醒。

绑匪只得通知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来见他一面。潘夫人见到此时的张伯驹面容憔悴，形容枯槁，忍不住痛哭流涕。张伯驹连忙安慰妻子，反复叮嘱她：“我宁可自己死在这里,也决不允许你变卖我收藏的古代书画来给我赎身。”潘素只得连连点头。

后来绑匪与张伯驹僵持了整整八个月，绑匪见敲诈没有指望了，就又写了一封信给潘素。信中说，如果从即日起七日之内不拿出40万元赎身，就请做好收尸准备。潘素见信，知道绑匪急了。潘素找亲朋好友四处筹措，大伙也解囊相助，最后终于凑足了钱，将张伯驹赎了出来，而他收藏的珍贵书画却一张未动。张伯驹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

经此劫难，张伯驹决心离开上海。后来，他们一家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女儿张传?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而张伯驹和潘素则多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他们正是为了将收藏的字画带到西安。不让引起怀疑，潘素将这些书画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1943年至1945年的三年时间，张伯驹一直居住于西安。

日本投降后，张伯驹再次回到了北京。他收藏的这些珍宝让很多人获益匪浅。著名文物专家、文物鉴赏家王世襄（1914-2009）就曾鉴赏《平复帖》，并写下了《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王世襄1945年秋由渝来京，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由于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拜见张伯驹，见面后他俩也很快就熟捻起来。1947年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时，王世襄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些工作，试图将书画作品的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等分栏详列，并记其保存情况，考其流传经过，以期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为了研究《平复帖》，王世襄常去张伯驹家，张伯驹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

王世襄在《<平复帖>曾藏我家——怀念伯驹先生》一文中详细记述了看帖时的情景和心情：“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仁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桌旁另设一案，上放纸张，用铅笔作记录。《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

卖北京老宅换《游春图》

日本宣布投降后，溥仪带到东北的书画文物比较集中地在市场上出现，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的古董商马霁川最早奔赴东北，收购到不少字画精品。其中就有隋朝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这一消息使张伯驹尤为振奋，展子虔是北齐至隋之间的一位大画家，其《游春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山水画，画上并没有展子虔的签名，之所以被认为是展子虔的画作，是因为宋徽宗赵佶的题字。

张伯驹得知京城装裱名匠马霁川收有此图，立即前往探询，而马要价八百两黄金。对这样的珍贵书画，张伯驹认为不宜私人收藏，应归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说：“故宫博物院经费困难，难以周转。”张伯驹则说：“院方经费困难，伯驹愿代为周转。”接着他开始到北京各地的古董商行和书画店等地去游说。别看张伯驹平时淡泊洒脱，可一旦认真起来，就会显出超人的精明和聪敏。

张伯驹一面请墨宝斋的马保山从中周旋，一面奔走告知各家古玩厂商，声明此卷有关历史，决不能流失出境，否则便是中华之罪人，使各商家有所顾虑。最终，在马保山的多次协商下，终以二百两黄金谈定。

虽然从八百里黄金降到了二百两黄金，但二百里黄金对张伯驹来说，已是力不从心。十几年里，他手里的钱几乎都买了古书古画，万贯家财已经用尽，因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表面上家大业大，其实，内里早已困窘了。在购买《游春图》前，张伯驹又收藏了范仲淹的《道服赞》，当时文物收藏鉴赏家靳伯声为所藏北宋著名画家、诗人共同作跋的范仲淹《道服赞》寻找买主，此贴是范仲淹为友人所制道服撰写的赞文，也是范仲淹唯一传世手迹，张伯驹一见此帖便爱不释手。为此，张伯驹变卖部分家产又加以举债，以110两黄金才将《道服赞卷》购买到手。因此，想买下《游春图》，手头已经没有富余。

为了保住《游春图》，张伯驹决意卖掉自己位于弓弦胡同的宅院。这宅院据传原为清朝大太监李莲英所有，是张伯驹最喜爱的居处。但为了购买《游春图》，他忍痛割爱，将院子卖给了辅仁大学。卖掉房子后又忍痛卖掉夫人的首饰，才得以收藏《游春图》。

另据一些资料记载，《游春图》最后的成交价格为黄金一百七十两。这其中也有一些小故事。当年张伯驹凑得黄金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办理手续，对方请了黄金鉴定师对金条进行成色鉴别，结果发现金条成色太差，只有足金130多两。最后，张伯驹答应尽快想法补齐，并由马保山担保，至此，《游春图》才最终为张伯驹所购得。后经几次补交，待补足到170两黄金时，已经是1949年初，此时北平已和平解放，正是新旧社会的交替，马霁川他们也无暇顾及旧账，张伯驹这才不再补交黄金了。

当年，张伯驹卖掉弓弦胡同的宅院后，张伯驹一家人又搬到早年买下的位于西郊的承泽园。尽管买下《游春图》是艰辛备尝，但他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欣慰和喜悦，很快就把自己的住所更名为“展春园”，他随自号“春游主人”。在展春园里，张伯驹每日里还给自己定了一门功课，就是把他所收藏的书画进行整理编目成书，定名为《丛碧书画录》。

珍藏书画悉数捐给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一生所藏文物精华，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兑现了其“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初衷。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1952年，张伯驹夫妇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连同几幅清代山水画轴捐给了故宫博物院。1956年，张伯驹夫人潘素商量后，他将所藏的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文物八件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在此前，张伯驹还通过统战部徐冰同志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上阳台帖》转呈毛主席，毛主席收到此帖后，观赏数日，十分爱惜。1958年，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

1962，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在此期间，他也将多件字画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收藏，其中最知名的则是《百花图卷》。《百花图卷》是已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女性画家的作品，是南宋女画家杨妺子所作，它曾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吴其贞《书画记》和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该画卷乾隆时期收入清内府收藏，清朝灭亡后，《百花图卷》散失于民间，后被张伯驹先生收藏。张伯驹曾经这样表述:“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

据当代资深山水画家、国画理论家关瑞之先生回忆：1980年夏，他陪同张伯驹、关松房、启功、魏龙骧等老人同游颐和园时，河南的一位领导问关松房、张伯驹两位老人：当今很多名人都在考虑建博物馆、灌唱片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传世，您们是不是也有考虑？张老回答：“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张老的回答令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对其肃然起敬。

1982年初，大画家黄永玉在北京西郊偶遇张伯驹，十年后凭记忆画下来，题为“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并附有一篇记述，其中有这样一段：

某日余携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手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群中缓缓隐去。余目送庄严背影，不忍它移。……夫人国画家音乐家潘素系余同行。老人手中之面包，即为其带回者。情深若是，发人哀思。

正是在那一年的2月26日，张伯驹病逝于北京。倾其所有保护珍贵字画的张伯驹，为世人留下了一段传奇人生。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陈泰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