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宝臣

王府井大街是一条古老的街道，伴随元世祖创建大都而出现，时称丁字街。丁字街之称完全是对街道走向的描述，元大都南城墙的位置大致在今天东西长安街的南便道上。因此，从本街南行到头就是城墙，只能折向东西，故谓之丁字。元朝之后，明初定都金陵（南京），后来永乐迁都，在元大都基础上重新对宫城、皇城、都城进行了规划改建，而城内街道基本保留了元代旧观，丁字街也因街西修建了十王府，而改称十王府街（简称王府街）。后因王府街挖掘出一眼甜水井，便被称为王府井。

现在，社会上对于王府井大街得名于明代十王府，并无异议。但是，对十王府的规模和间数，比如是一座还是十座，以及十王府的具体位置，多是望文生义，不免偏离了历史真相。

《北京城宫殿之图》是已知现存最早的北京城单幅地图，它以建筑物形象图画的形式，描绘了明代中期北京内城的建筑。从这幅地图中，可以找到十王府的位置。本期的“品读”就根据相关史料，为读者们揭开十王府的神秘“面纱”。

王府井大街容得下十座王府吗？

清朝以来，追溯王府井大街历史的著述，大多依据《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坊巷志》记载，认定十王邸（府）拥有房屋8350间。《坊巷志》的记述是这样的：“元名丁字街，见《析津志》。明建十王邸于此，称王府街。井二。”紧接着作者案语验证：“《明成祖实录》：永乐十五年（1417年）六月，于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官修志书一向深具权威性与影响力，故十王邸的规模与间数几成定论。后来研究北京街巷历史地理者，涉及王府井大街时，往往直接引用。如陈宗藩《燕都丛考》王府井大街条下，完全从其说。

其实，《坊巷志》“案语”所引《明成祖实录》之文，是经过剪裁拼接的，看似史据确凿，实际上在明朝宗室王公制度背景下，与《实录》原文对照，则疑问丛生。为了将问题剖析明了，有必要剪贴《明成祖实录》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记录：

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至是成。

比较《坊巷志》案语与《实录》原文，显而易见《坊巷志》摘录之文是作者移花接木重新编排的，只是节选了“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与“自永乐十五年六月”两句，并做了颠倒，同时删去了“自”字。后来者撰文引用时，如不核对《实录》，就难发现其中纰漏。

永乐营建北京工程分为两期。第一期，西宫工程即改建原燕王府（在今西城灵境胡同以北府右街左右），从永乐十四年（1416年）八月到永乐十五年四月，完成殿宇1630余间；第二期，皇宫坛庙等工程，从永乐十五年六月到永乐十八年十二月。任何群体多项目的巨型工程建设，总要分轻重主次，二期工程开工后，一定是先紧着宫殿、庙社而后皇太孙宫、十王邸。因之，十王邸不一定是永乐十五年六月开工的。

如何标点《成祖实录》这段文字至关重要：一是按本文标点方法，8350楹是二期工程建造的殿宇房屋的总数；二是在“高敞壮丽过之”后点句号，“建十王邸”后点逗号，那么8350楹则是皇太孙宫与十王邸拥有房屋的总数；三是在第二种标点方法的基础上，再于“皇太孙宫”后点句号，8350楹便成为十王邸的间数了。

倘若脱离历史情境，仅囿于文本的标点理解，三种断句方式似皆能成立，然而历史真相只有一种，而不能三说并立。因之，哪一种理解更符合历史文献原意，还需放开历史视角，在明朝皇室制度文化中仔细考察。第二、三两种标点理解方式，可以合并论之，核心问题出在“十王邸（府）”的“十”字上，弄清“十”字之义，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一般来说，语义上的“十王”，不理解成排序第十之王，那就是十位王爷。不过，八千余间的宅邸决非一位王爷所能占用，故不必细论即可否定。因而，十王邸是十座很容易成为判定共识，把8350间视为十座王府建筑总合，平均每座835间，又与明朝王府796间的定制相差无几。所以，很多人毫不怀疑十座王府存在的真实性。

十王邸若理解成十座，则有悖于明朝皇子分封制度。明太祖建国后采用诸子封王之藩政策，所生二十六子，除太子与幼殇的之外，皆陆续封王之藩。譬如洪武三年（1370年）初次封王十位，其中几位年长者，二子朱樉封秦王之藩西安，三子朱棡封晋王之藩太原，四子朱棣封燕王之藩北平（今北京），五子朱橚封周王之藩开封。四城中除太原为历史悠久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外，其余三座都曾是一统皇朝的都城。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所封的亲王，其中几位年幼者，延迟到永乐六年（1408年）才之藩。

至于永乐帝本人，则仅有四子，除长子高炽立为太子、四子殇之外，二子高煦于永乐二年（1404年）封汉王，之藩云南。朱高煦以道远不肯行，仍留金陵（南京），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改封青州，又不肯行，永乐十五年三月徙封乐安州，立就道，不许再迁延；三子高燧，永乐二年封赵王，长期留京监管，洪熙元年（1425年）之藩彰德。由此可见，永乐帝下令营建北京工程正式开工前，朝廷所封的亲王，只有赵王高燧一人留京（南京）监管，余者皆离京之藩。因而，迁都北京就没必要非建十座王府不可，如果建造就必须拥有分封制度更改的理由前提，不然，朝廷决不可能做无效的巨额投资。

十王邸若理解成十座，则城内用地难以容纳。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王府建设规制。付维鳞《明书》卷八十四《营建志》记其构造：王门前后，殿四门城楼各一座。立社稷、山川坛于王宫内之西南，王宗庙于王城内之东南。前殿曰承运殿，中曰圆殿，后曰存心殿。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宫城周围三里三百九步五寸，东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宫殿廊庑库厅等共七百九十六间。墙门七十八处。周围砖径墙通长一千八十九丈。里外蜈蚣木筑土墙长一千三百一十五丈。

即使舍弃宫城外侧砖径周墙与蜈蚣木筑土墙，仅以王府城周三里三百九步五寸计算，已将近四里（5尺1步，2步1丈，180丈1里）。若选择在王府井大街西侧纵排建造，那么，从南城墙到北城安定门长十里有余，宽一里左右的地带内，即使不考虑府与府之间的间隔用地，也无法排列每座南北至少需要197丈长度的十座王府。假如十座王府建在王府井大街两侧，也要从南城墙延伸到今交道口大街。如此壮阔的建筑群决非“东安门外东南”地区所能容纳。假如非要按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作狭义理解，那么，整个内城的东南部，将全部为王府所占据，规模至少是宫城的四倍以上，超过了皇城的占地。

十王府实为一座府邸

自永乐迁都至清末的五百年，北京的城市发展是缓慢的。那些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宏伟建筑，从来都是社会关注的对象。仕宦文人往往愿意记录这些建筑的变迁。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存在规划严整的八千余间的建筑群，必给城市历史留下极其重要的历史痕迹。可惜的是，不要说清代难寻其踪迹，就是在永乐朝以后，其演变细节也难梳理清楚。

实际上，《成祖实录》叙述得十分清楚，8350楹是营建皇宫、坛庙、皇太孙宫等工程的建筑总数，并非专指十王府。官修《实录》绝不会本末倒置，不记最重要的皇宫坛庙的建筑数量，偏要特别关注枝微末节的十王府，记其准确间数。十王府只是营建工程中的一个小项目，决非仿照封藩之地的王府式样建造，没有宫城墙、王宗庙、社稷、山川坛以及承运殿等建筑。可能是一个大院之内分列多个独立的四合房院落，房屋总量上估计在三四百间。明代北京没有正式王府，所有的王府都建在亲王封藩之地。

十王府既是一座府邸，何以冠名“十王”？这还要从明太祖定立的皇子分封制度说起。明制多仿唐代。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以宫中幼子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建一大宅，分院安排成年皇子，称“十王宅”。《旧唐书》卷一百七说，所谓十王“盖举全数”，当时有庆、忠等王十一位居此，到天宝年间则增至十四王。同书卷一百八十四又记“十王宅”之外，尚有安置皇孙的百孙院。

洪武二年（1369年）定皇子封王分藩制度，第二年四月，太祖将当时已有的十子，除太子朱标之外的九子全部封王，最小的第十子朱檀仅两个月。九王之外，又封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首次分封十王，皇子封藩制度确立，“十王”也成为制度专用名词。《明会典》卷五十六《王国礼》二谓：“皇嫡子正储位，众子封王爵，必十五岁选婚，出居京邸，至长始之国。”皇子封王、结婚、之国，分三步进行，皇子封王一般较早，出生后即可封王，全凭皇帝意愿。而选婚年纪相对固定，在十五岁左右，结婚前住在宫中，婚后就要出宫居住，即所谓的“出居京邸”，至于等待多久之藩，要视封地的王府建设及准备情况而定。郑晓《今言》卷四说永乐以后，“皇子之国，皇后子，其仪制用上十王礼，妃所生子用中十王礼，嫔所生子用下十王礼。”

由此可见，紧邻皇城修建的十王府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已婚之王“出居京邸”等待之藩之所；另一方面，负责接待朝觐的藩王。无论是“出居京邸”的成年王爷，还是朝觐诸王，都可称作“十王”，前者将要享受“十王礼”之藩，后者已然享用。两者住在十王府都是临时的，比较而言前者的时间要长些。

十王府作用渐失

明初都金陵时，就建有十王府，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六记建文四年“复执（周）定王（朱）橚锢之京师十王府”即是明证。永乐迁都北京，在营建工程紧张之际，于紧邻皇宫之处建造十王府，不但延续了太祖旧制，同时也是出于摆脱非法夺位的阴影，树立亲亲仁义形象，赢得皇族团结与拥戴的政治需要。众所周知，永乐发动的靖难之役缘自建文帝的“削藩”，因之，成功之后，就需要做出反其道而行之的姿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说，“永乐朝，亲王入觐不绝。盖文皇矫建文疏忌宗室，倍加恩焉。”不但如此，而且打破了洪武六年(1373年)所定“亲王每岁朝觐，不许一时同至”的轮番来京的规矩。如正式迁都的永乐十九年（1421年）二月就有周王橚、楚王桢与庆王栴三位亲王进京。

然而，成祖的特殊政治需要不一定是他后代的需要，从皇位安全的角度出发，藩王频繁往返京城与封地之间，将增加借机反叛的危险性，让一位藩王永远生活在类似软禁状态中，远比允许他流动更容易掌控。因此，随着永乐帝过世，亲王进京朝觐顿时烟消云散。宣德元年（1426年）彻底废除亲王朝觐政策，十王府顿失往日风采。

尽管十王府失去了迎送朝觐诸王的业务，但接纳皇子“出居京邸”的功能仍存。只不过在以后的岁月里，实际使用日渐稀少，最终消失。这与成祖及其继承者生育皇子骤降息息相关，没有一位赶得上太祖。成祖只有四子，宪宗最多十四子。孝宗以下，不但子嗣较少而且夭折率高，如生育较多的世宗与神宗皆是八子，前者六子殇，后者三子殇。皇帝意志常让封藩制度在框架内变通操作。譬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长子常洛（20岁）为太子，同时封三子常洵（15岁）福王、五子常浩（11岁）瑞王、六子常润（8岁）惠王、七子常瀛（5岁）桂王。由于宣德初废除了亲王朝觐制度，皇子封王一旦之藩，就彻底丧失再进京权利，因此往往想方设法迁延滞留。福王乃万历宠妃郑贵妃所生，恃宠逗留宫中十几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才之藩洛阳，其他三位则更晚，直至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才成行。四位亲王离京前皆住在东华门内武英殿东北的皇子居所。留居宫中等待之藩变成常态，“出居京邸”已是制度虚文。从而让十王府的历史记忆愈来愈模糊。

根据古籍可推测 十王府位置

十王府究竟位于何处？是否像今人绘制的“明代北京城图”标注的在今东安市场？对照历史文献辨别，图标位置并不准确。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宫殿规制”在叙述皇城各门方位时说：“长安左门再东，过玉河桥（今东长安街与南河沿大街的十字路口中间），自十王府西夹道往北向东者曰东安门。”这一珍贵记录，为今天确定十王府的具体方位，提供了有力依据。

明京师划分东西南北中五城管理，城下辖坊，坊下分铺。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讲“中城”辖区“在正阳门里，皇城两边”，皇城东边的中城南薰坊范围是“正阳门里，顺城墙往东至崇文门大街，北至长安大街（今东长安街）。”坊内所记“皇墙东南角、夹道东安门”两地名，正是今东长安街与东黄城根的西北交角与东黄城根街南段。

南薰坊的北面为澄清坊，十王府地处其中。本坊排列的地名、建筑有“台基厂北门……单牌楼西、十王府、甜水井、诸王馆……菜厂”等。台基厂北门即今台基厂路北口，明代这里还不是城市通衢，而是一处占地较广的仓库，先以储放巨木与建筑台基材料为主，后渐变为堆柴薪芦苇之所。单牌楼西即今东单以西，标明了澄清坊的东南起点，十王府标明的则是其西南起点，转而向北依次记录地标。其中尤可注意者为甜水井与菜厂两地名，至今王府井大街西侧仍有大小甜水井与菜厂胡同。

南薰坊的“夹道东安门”就是《酌中志》所记的“十王府西夹道”，即今日的东黄城根南段。永乐建造十王府时并不存在夹道之称。当初皇城东墙在玉河（今南北河沿大街）西岸，十王府与皇城隔河相望。《明宣宗实录》宣德七年六月乙巳（十七日）条谓：“上以东安门外缘河人居逼近黄(皇)墙，喧嚣之声，彻于大内。命行在工部改筑黄墙于河东。”移建工程动用民夫六万五千人与士卒数千人，一条重要的城市水道被包入皇城。自此皇城墙逼近十王府从而形成夹道。

万历年间刊行的《北京城宫殿之图》标注的十王府虽非精确，却透露了其地理位置的基本历史信息，就是在东安门外以南紧邻皇城与玉河。

推测十王府初建时的规模大致是南起今北京饭店，北至今大甜水井，东临今王府井大街，西临玉河。永乐后，由于宗室事务使用率越来越低，渐被朝廷拆分挪作他用，府邸规模越变越小。

十王府的历史信息虽然贫乏，但偶尔也能见到朝廷使用情况。譬如，《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六讲，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欲使其子（太庙）进香，因而留居十王府”；再如，嘉靖庚戌之变（1550年），京师戒严。《今言》卷四说当时“(王)邦瑞（吏部侍郎提督城守军务）请九门各添兵千人，巡捕官军分营东西长安街。(商)大节(佥都御史负责提督巡城)请九门城上各添兵千人，丁尚书(兵部尚书丁汝夔)请于十王府、庆寿寺各驻一营，营三千人。”既然分营东西长安街守卫皇城，那么军队必定要选紧邻皇城的要害之地驻扎，庆寿寺与十王府恰处在长安街西东皇城的两端。庆寿寺大约在现在的电报大楼附近，与其对称，十王府在今北京饭店之地。驻兵三千人，亦可佐证府邸宽敞。

清朝改变了明代亲王之藩政策，宗室王公全部留京建邸。这让王府大街变得更加名符其实。清初顺治年间肃亲王豪格第五子猛峨的温郡王府与理藩院衙门占用了昔日十王府南部的院落。大街东侧先后增添了太祖十五子多铎豫亲王府（今协和医院），圣祖第十三子胤祥怡亲王府（胤祥过世后舍府改为贤良寺），以及奶子府（今灯市口西街）口内街北的仁宗第五子绵愉惠亲王府。

清末以来王府街商业日渐繁荣。1915年重新厘定地名，由北向南，从今华侨大厦到灯市西口一段称王府大街，以南到东安门大街一段称八面槽，再南到东长安街一段称王府井大街。需要注意的是，王府井的“井”，并非哪座王府所有，而是大街北端西便道上的井。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