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倩

一副黑框眼镜、一丝不苟挽在脑后的头发、单调乏味的格纹连衣裙和黑色高跟鞋，如同影视剧中无数不解风情的女性角色，埃维利亚也是同样的古板固执，而出场时那句不经意的“迟到固然有罪过，早到也是不对的”，可见她又是格外的偏执且神经质。因为多年前曾受侵犯，埃维利亚长久地封锁了自己的内心，而她也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变得愈发地敏感和焦虑——杯子务必要摆在它应属的位置，茶里的蜂蜜务必要加特定的量，就连客人都务必要分秒不差地前来、并按照她喜欢的样子坐在指定的座位上……一丁点儿的偏差，都会让埃维利亚感到愤怒和无所适从，严苛的规则成了埃维利亚自我防卫的坚硬躯壳，她蜷缩其中且姿态强硬，防止任何人窥探到自己“不堪”的过往，但这个自欺欺人、长达二十三年之久的梦，随着不速之客“雷内”的到来被尽数打破了。

不请自来的他衣着花哨，举止轻浮莽撞，任凭埃维利亚将自己认作是那个未曾谋面的征婚对象，信口雌黄却又有着说不尽的甜言蜜语。不管怎么看，雷内都与埃维利亚处在两个对立的极端，也正是因为他的闯入和一段随之而来的艳遇，埃维利亚多年来苦心维持的、平静如一潭死水的生活卷起了一阵狂烈的春风，一夕之间波澜万顷，而她为自己精心制作的看不见的“牢笼”，也因为雷内刻意的“挑衅”，渐渐地现出了原形。这个嘴里好像没有一句真话的男人一会儿称自己曾是个风头的模特，一会儿又称自己是有求必应的服务人员，直到最后，观众们仍然对他真实的身份一无所知。这些因为几句话就能随时改换的“形象”刺激着埃维利亚，让她因反复变化的谎言而痛苦难堪，也向所有人揭示了所谓的“社会形象”究竟有多么虚伪。

毫无疑问，雷内于埃维利亚而言，是个不破不立的引路人。如果他不出现，埃维利亚不会痛苦挣扎，但她压抑纠结的人生还将会继续下去。在价值观念的截然对立和冲突间，雷内让埃维利亚意识到了长久以来束缚着自己的条条框框，意识到了它们其实是病态的，是偏执且没有必要的，而她在此基础上为自己建立起的体面的“社会形象”，当然也是一个戴着面具的虚幻倒影。“人前显贵，人后受罪”是埃维利亚处境的真实写照，亦是雷内和观众对她的同情所在。细想起来，其实这并非埃维利亚一人的困局，而是现代人几乎每天都在经历的“梦魇”。我们总会为了满足他人对我们的期待而不得不做出一些伪装，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从中收获的并不是快乐。

社会学的“拟剧理论”将人们的交往行为划分为“前台”和“后台”。在“前台”，我们按照既定的社会规范写好的“剧本”来扮演好一个个角色：老师或学生，上司或下属，父母或孩子，以此来获得他人的掌声和赞许；在“后台”，我们检视自己，调整状态。比大多数人更甚的是，哪怕身处家中这个被视做“后台”的港湾，埃维利亚对自己的苛求和伪装也从来不曾停止过。社会对遭受过侵害的女性的歧视与苛刻，让她一直活在他人的期待和审视中，永远沉溺在多年前的噩梦中无法自拔。

这也许就是墨西哥剧作家巴勃罗·萨利纳斯想要创作《社会形象》这个剧本的初衷，也不难理解翻译家杨明江一定要把它搬回国内舞台的那种冲动。1989年，《社会形象》作为我国引入的第一部墨西哥经典话剧，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进行了排演，近三十年间几经复排，在不久前，原军艺戏剧系15级研究生赵岭、孙天奇再次带着《社会形象》重回舞台。两个演员，一个布景，一场时至今日仍不算过时的讨论，《社会形象》是一部简单却在努力发人深省的作品，大段充满哲思的台词对演员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整部剧的舞台设计同样走了简单却不平庸的路子。三面环绕、大小各异的窗扇如同监牢的铁栏，也如同一双双眼睛，时刻注视着埃维利亚的一举一动。“这部剧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人外在虚假与内心本真的两面性，所以我们也力求呈现女主人公的真实世界”，舞美设计刘海永说，“她在用别人的目光和所谓的‘社会形象’禁锢着自己。”

这么多年过去了，《社会形象》的剧情和内涵对于当今见多识广的观众并不新鲜，雷内站在裁度者的角度强行替埃维利亚做出选择的方式也值得商榷，但不能否认，它的启示意义依旧不俗，尤其伴随着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我们所要表演的“前台”又得到了极大的蔓延。听从自己的本心，抛却虚伪的、刻意逢迎的“社会形象”，要自由，要勇敢，要做真实的自己，永远是一句说起来很容易也很漂亮的话。雷内的洒脱和大胆固然令人向往，但毕竟还是过于理想化的模型，生而为社会中的人，奔波在“规则”的穹顶之下，每个人都少不得要为了“形象”做出些牺牲。怎样在其中坚守自己内心的一片安宁，应当是这部作品给予我们最大的现实意义。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