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辉

“站在温德米尔湖边，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站在长江之畔。”这是蒋彝在《湖区画记》中写下的话。《湖区画记》曾轰动西方，是蒋彝十二本“哑行者系列”中的第一本。

如果这句话是比喻，那它太糟糕了。

温德米尔湖是英格兰最大湖，不过16平方公里，最宽处仅1.6公里，而在长江中下游，一般宽度为3至5公里，且不说长江的流速、水色、长度等，也与温德米尔湖绝不相同。

无需对文学描写吹毛求疵，但读罢《湖区画记》，相信许多中国读者都会感到好奇：写成这样，就能被世界接受？

可事实是，在过去百年间，蒋彝是少数真正“走出去”的中国作家之一。

学者郑达先生曾说：“在西方出版大量作品的著名中国作家，恐怕仅林语堂和蒋彝两人。但两人有不少差别：林语堂先在国内文坛出名，而蒋彝成名完全是出国之后；林语堂主要在文艺作品上，而蒋彝多才多艺，除了游记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还创作了大量的书法绘画作品。”

蒋彝名满天下，却是故乡的陌生人。更麻烦的是：他的文字被外国读者激赏，却让中国读者满头雾水。

蒋彝旅居英美44年，共出版36本书，绝大部分用英文写成。据说，“如今在美国，凡是有图书馆的小城，书架上一定有ChiangYEE（蒋彝）的作品陈列”。可在蒋彝故乡，目前只能找到8种中译本，即：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日本画记》《波士顿画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再版）的《伦敦画记》《爱丁堡画记》《牛津画记》《湖区画记》。

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的《蒋彝诗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书法》。

我们只能凭借这个略显狭窄的窗口，来解读蒋彝的创作。

《日本画记》 蒋彝 上海人民出版社

意外跨入名作家行列

1903年，蒋彝出生于江西九江的一书香门第中，10岁起学画。

据学者魏邦良钩沉，蒋彝少年时，姨妈家多鼠，便让蒋绘以猫图镇压，及成，则大笑说：“这哪里是猫，分明是老虎！”意外的是，姨妈将此图张贴后，鼠患立减。

若干年后，蒋彝仍觉得意：“我觉得真滑稽，中国的老鼠居然能欣赏我的画，尽管那画算不上现实主义。”

1926年，蒋彝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想考公费留德生，因外语水平低，未能成功，他写诗道：

高飞回首认长堤，造极登峰必自低。

能得快风相伴送，总当飘过大洋西。

蒋彝毕业后从政、参军、教书，均遭挫折。1933年，无路可走的他自费赴英国留学，刚到伦敦时，他只会5个英文单词。

1934年，徐悲鸿携蒋碧薇在莫斯科参加中国现代绘画展，回国时路过伦敦，为蒋彝绘小像一帧，题：“仲雅不坐板凳之年。”仲雅是蒋彝的字，他当年31岁，刚过“而立之年”，故徐有此调侃。蒋自警道：“行动时不说话，坐下来才谈说。”从此自号“哑行者”。

蒋彝初期靠卖画为生，1935年，他意外地被英国出版商拉去写介绍中国绘画的书，走上写作之路。1936年，蒋彝的《湖区画记》正式出版，跨入名作家行列。

不知蒋彝为何在国外出风头

对于蒋彝的成功，民国时期便颇有争议。

如1946年《风光》杂志第25期《蒋彝在英国出风头》中，作者白玉说：“最近十年来，我国文人在英国出风头的有两人，一个是熊式一，一个是蒋彝……后来英文流利了，他（指蒋彝）又写了一本他自己童年的回忆录，把清末我国的社会风俗习惯，全盘托出，英国人看了倒也津津有味，且一个中国人写的中国事，似较外国人写的可靠，而且蒋彝英文根基颇浅，但文气深厚，所以在英国倒也大受欢迎。”

1946年《海星》杂志第24期《蒋彝生财有道》中，作者徐行说：“他（指蒋彝）在英国一住就是数年，到了抗战军兴以后，留学生费用不能按期发放，他不得不借绘画及著作来换取生活费用，做了几本《中国绘画》《中国书法》之中国艺术书本，销路皆不见好。后来他写了一本《儿时琐忆》，叙述中国儿童在旧式家庭中的生活……很能迎合英国儿童好奇的心理，出书之后，居然不胫而走，成为近十年来英国出版界中畅销书之一。”

1946年《新闻天地》第14期《在英国的三个中国文化人》中，朱尊诸则说：“蒋彝的画，在艺术的成绩到底如何，门外汉不得而知。”“蒋彝仪表颇佳，他所收到的读者信件里，有许多是英国青年女性，从前扮演王宝钏的英国女演员，对蒋彝的感情可以说得上是爱了。”

几篇报道均有明显错误，显然，作者们无法理解蒋彝的成功，只好在偶然性上大做文章。

单项技能并非顶尖

国内文坛不认同蒋彝，确有客观原因。

一方面，蒋彝的创作很难归类，他的书由散文、绘画、旧体诗、书法等杂糅而成，让中国作者感觉是“儿童读物”，最多只能算“游记”，属于通俗创作。

另一方面，蒋彝技艺甚博杂，可单拿出一项，均难称国内顶尖水准。

以散文为例，《伦敦画记》《日本画记》引了这一段：

据说，唐朝有位著名宰相，从没机会看漂亮女人一眼，因为他的夫人太善妒了……皇帝知道他太太嫉妒心很强，决定召她进宫。指着案上一杯毒药，问她，愿意喝毒药，还是愿意克制自己的嫉妒？她没回答，只是走到案前，拿起杯子，一口喝干。皇帝摇摇头，叹口气说：“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最后，大家发现杯里装的不是毒药，是醋。从此，醋成了“嫉妒”的代名词。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我们普遍认为，由于表情、声音，爱嫉妒的女人有如咆哮的狮子，而且我们相信，狮子喜欢喝醋。

文中已说“何况于玄龄”，那么“唐朝有位著名宰相”就不如明说“叫房玄龄”。像这样文理略显拖沓、滞涩处，并非罕见。此外，蒋彝的诗也多是打油体，余味不足。至于画，叶浅予先生曾说：“他（指蒋彝）是作品的好坏，我不敢说。”（发表于1945年《美术家》创刊号）

那么，外国读者究竟欣赏蒋彝什么呢？

美国学者罗纳德·詹尼夫指出：“蒋彝把游记作为拓展一种不同的交流手段的模式，制造出一种文本，这种文本是东方主义批评家所呼唤，但却从来没有研究过的。蒋彝比解构西方殖民帝国和后殖民批评以及东方主义批评提前了40年。”

换言之，只有站在后殖民文学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蒋彝创作的价值。

真的是客观知识吗？

二战后，殖民帝国主义渐次衰落，全球多数殖民地已独立，但殖民主义并未因此消亡，而是转化为经济形式或文化形式，继续存在。

文化殖民主义的特点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充满霸权的话语方式，将列强文化视为更高等文化，而将弱势国家视为低等文化产物，认为后者只有彻底抛弃传统，向列强学习，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

文化殖民主义善于将自己包装成客观知识，似乎是中性的，因此极具诱惑力。

然而，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通过分析精神病人、罪犯污名化的历史，指出：“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

换言之，在“客观知识”的背后，隐藏着权力的运作——强者将自身判断标准强加给弱者，随着弱者认知被格式化，则他们一切行为，包括抗争，都将使强者获得最多利益。

在文化殖民主义影响下，被压迫民族普遍存在文化自卑感，将自己的传统、历史等视为走向现代化的包袱，恨不能立刻摘除它们，以与列强文化全面接轨，这就落入了自我殖民的圈套中。

文化殖民主义有一套完整的修改、遮蔽、否定、再定义的手段，从而为殖民行为提供借口。

鲁滨孙究竟想征服什么？

以《鲁滨孙漂流记》为例，即可见文化殖民主义是如何操作的。

小说主人公鲁滨孙原本性格叛逆，不信仰基督教，漂流到荒岛后，先是用欧洲文明的工具改造岛上的自然环境，然后依据欧洲计时方式，重新确定了荒岛的时间，并用写日记等手段，为荒岛创造出历史。

鲁滨孙发现：荒岛上不仅有自己，还有土著。他立刻宣布他们为野蛮人，用火枪将他们赶走，并抓获了一名奴隶，给他起名为“星期五”。

在小说中，“星期五”是一个彻底的失语者，除了绝对顺从、接受文明洗礼之外，不需要发表任何意见。

通过对不同文化、不同人的污名化，鲁滨孙将自己建构成“一个要求个性自由、勇敢冒险、艰苦创业、追求财富的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新兴资产者的英雄”。

鲁滨孙从没想过，“荒岛”上本有自己的文明，人们已将这种文明延续了数千年，人与自然始终保持和谐关系。可在鲁滨孙眼中，土著就是食人魔（这只是鲁滨孙单方面陈述），为帮他们变成文明人，鲁滨孙打算“征服”自然。将“荒岛”改造成一座近代城堡。

神奇的是，在小说结尾处，鲁滨孙竟然成了虔诚的基督徒，通过与不同文化比对，他最终以附魅的方式，回到了旧文化中。

当“我与他”替代了“我与你”

殖民主义叙事的思想基础是“他者化”。

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认为：每个人都面临着两种关系，一种是“我与你”，一种是“我与他”。

在“我与你”状态中，彼此不分、相互交融，遂有爱、尊重、感恩等体验。

在“我与他”状态中，一切都成了可研究、可解剖的对象，这给人以确定性知识，但也丧失了与对象血脉交融的可能。

随着科技发展，人类理性精神不断强化，现代人已习惯用“他者”的眼光看待一切。在今天，爱情、婚姻、父母、真诚、信仰、道德、永恒、传统之类，皆成“他者”。于是，现代人越来越难爱，越来越难感动，当脑海中浮现出“我与你”的体验时，我们反而会觉得这是一种迷信，是不可靠的幻觉。

当西方发现东方时，随身携带的恰恰是这种“他者化”的冷酷，而非“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惊喜。

西方弱势，则作为“他者”的东方是财富传说，是理应被打劫的对象，而西方强势，则作为“他者”的东方又成了落后、停滞、腐朽的代表，成为被鄙夷的对象。

对于“他者”，不需要感情，只需要办法。

蒋彝曾这样谈起他为什么要写 “哑行者系列”：

我读了很多英文书，主要是有关中国游记一类的书，我发现这些书有欠公正到有几次令我激动起来，因为书中只是突出鸦片、乞丐和苦力一类奇奇怪怪的事情。我不否认这些事情的存在，但对我来说，我认为这些作家企图将不健康的好奇心理，渗入读者的心中，而出版商也认为这样才会好销。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要从各色各样的人当中，寻出他们的共同点——而非他们的差异性或怪癖处——来描写我在伦敦和其它地方的见闻。

在英国风景中发现故乡

那么，蒋彝如何从“他者化”中突围呢？可以《湖区画记》为印证。

《湖区画记》一开篇，蒋彝便展示出自己被排斥的怪异形象:

我走到溪边，聆听溪水潺潺由桥下流过，好一会儿之后，三名小男孩向我走来，但我们始终没有交谈。

雨后晴空如洗，许多人由另一侧的山径走来，很多人面露惊讶，想必他们在这山区不常看到中国人。

我和朋友在渡口见面，雇了一叶小舟出游，他先划桨，但中国人划船的方式为面朝前方，与西方人的背向截然相反，湖畔的人朝着他讥笑叫嚷，我们为了图个清静，只好换个方式。

面对此局面，不同人的反应不一样。从清末访英的中国人对英国的描写中，便能清晰地显现出来。

1782年被外国商船救起而赴英的商人谢清高完全是猎奇口吻：“其禁令尤严，无敢盗取者，亦海外奇观也。国多娼妓，虽奸生长子必育之，无敢残害。”

1866年，清廷使节斌椿在面对维多利亚女王质询时，则是完全拜倒的口吻：“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此胜境。”

晚清使节张德彝则充满厌弃：“盖英国饮馔，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馔。牛羊肉皆切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

在《湖区画记》中，蒋彝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缓解了他的紧张感，他写道：

我无法随意在大自然中找到惊喜，不论在中国或英伦，山壑、坚石、林木、溪流，即便表面有不同，却都留给我类似的印象。在湖区的很多时刻，我以为自己回到了故乡。……我是一名中国人，壮丽山河的子民。

由此便可理解，蒋彝为何要将温德米尔湖比作长江。在他看来，长短、宽窄、颜色之类均为外物，去掉分别心，处处都是故乡。正是这种包容、体贴与纯粹，使蒋彝的写作具备了国际性。

用中国水墨阐释英国风景

观念突围之外，还需形式突围，而这恰恰是蒋彝创作中最出色处，即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看”——用“心灵之观”替代“科学之观”。

西方绘画传统强调透视，“他者化”色彩浓厚，蒋彝插图则有时采用西法，有时则兼取国画。蒋彝的文章也非层层深入，而是随起随收，并无严谨的逻辑脉络。

蒋彝创造出一种“混合语”，就像美国耶鲁大学哲学教授诺斯罗普所说的那样，这种奇特写法体现出东方思维的“无差别及审美的连续性”。

蒋彝并不想告诉读者什么，他的文章每个细节都是遭遇，都是审美。在与文本不断对话中，读者们会惊讶地发现，看风景的眼光产生了变化——物与物的距离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与物之间的距离。

在《伦敦画记》《爱丁堡画记》《牛津画记》《湖区画记》中，蒋彝大量使用中国画泼墨技巧，西方读者一直认为这只能表现神秘东方的景色，没想到对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也可以这么描摹。

英国诗人、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写道：“我们总以为，中国的艺术离不开中国的内容——中国的山、中国的湖、中国的树，但现在这位中国艺术家仿佛站出来告诉我们：‘我的艺术视野、我的技巧并不受地理空间所束缚。那是全人类共通的，可表现中国山水，也可诠释你们英国的景致。’”

蒋彝曾说：“我的画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氛围感觉的。”而氛围感觉的东西，最能让人们达成共识。

他是后殖民写作的先驱

经过内涵与形式的变革，蒋彝实现了后殖民写作的两大目标：

首先，展现传统文明在未殖民前的真实样态。

其次，表达世界的多元与丰富，以对抗单一叙事。

在当代文学中，后殖民文学是抵抗现代性的重要力量。南非的库切、印裔的奈保尔、法国的勒克莱齐奥、日裔的石黑一雄等后殖民文学作家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相比之下，蒋彝比他们早了40年，他用自己的探索，为这些大师们开辟了一条通途。

遗憾的是，当下中国读者对后殖民文学接受度不高。

一方面，在外来的话语权威的压力下，我们曾彻底否定传统，因此失去了对抗文化殖民的重要资源。

另一方面，为挽回遗憾，我们又在以现代语境不断虚拟传统，将许多与人们实际生活本无关联的琐碎习惯搜寻出来，寄予过高期望。这种虚拟传统的本质是对抗的，而非协商的，同样在用“他者化”的眼睛看世界，它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殖民。

然而，蒋彝所操作的传统并非被灌输进去的，而是与身体日用有机结合，所以才有创造力，才能用来修正不同文化的短板。所以他有信心说：“我们现代人都是文化交叉的产物，强调我们之间的差异是行不通的。”

传统应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威胁。在今天，多数读者已丧失写旧体诗、画中国画的能力，我们不能再失去宽容、悲悯而公正的情怀，否则，我们离蒋彝先生的书就会越来越远。

文化如何才能走出去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不断在尝试走出去。但真正取得成功的，只有蒋彝、熊式一、盛成、林语堂、凌叔华、老舍等寥寥数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在本土影响力不高。

该如何面对这个落差？该如何理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鲁迅先生原话为“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这句话呢？该如何解决“文化翻译”的问题？

凡此种种，也许会长期讨论下去。蒋彝先生的创作可为我们提供这样几个启示：

首先，为世界文学作出贡献，为不同民族的作家提供帮助。

其二，力求用同一的眼光看问题，而非用分别的眼光看问题。

其三，立足常情常理，不虚拟、不牵强。

其四，面对人世纷纭，坚守基本的善意。

“我对人类天性到处都一样的信念更加增强了。我断定，如果没有那些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者种族等复杂概念引发的个别冲突，世界各地人们的性情是相似的，也会在相互交往中彼此善待对方。”从这平实的话语中，可知蒋彝先生不朽。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