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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古人娱乐活动:射覆演变成酒令 六博棋“涉赌”被禁止

2018-04-09 15:11 编辑:TF010 来源:北京晚报

春光大好,很多人选择外出游玩观赏大好河山,即便足不出户,人们也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可供选择。

作者:赵雅丽


明代《朱瞻基行乐图》(局部),明宣宗正在玩“投壶”游戏。(故宫博物院藏)

那么,在物质生活远没有当今丰富的古代,人们又是如何进行娱乐消遣的呢?其实,古人对于玩乐,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当时的娱乐消遣,一点不比现代人少:投壶、捶丸、马球、蹴鞠等,形式多样,趣味横生。不仅是达官贵人喜欢,在民间也有众多追随者。

在这些游戏中,有的延续了数千年,涌现出一批“高手”,有的游戏还发展成当今的体育运动,有的游戏因为具有“赌博”性质,逐渐被历史淘汰。

1 历朝历代都有投壶高手

 唐代壁画 《马球图》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投壶,亦称射壶,最早由西周时期的射礼演变而来。射礼,为西周“六礼”之一。当时,射箭是贵族男子必备的六艺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军事技能与生存手段之一。

射礼,以射箭为重点,融合了选拔、竞技、礼乐、宴宾、致礼等内容,形成了固定的礼仪,有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乡射礼四种。大射,是天子、诸侯为祭祀择士而举行的射礼;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互朝会时举行的射礼;燕射,是天子或是诸侯平时燕息(安息)之日举行的射礼;乡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在行射礼前后,时常会宴请宾客,而请宾客射箭就是必备礼仪之一。主人和宾客都要轮流展示射箭之术。而且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也不能推辞。

不过,由于行射礼在一定程度上有借此观察双方对军事训练的重视程度,“耀武扬威”的色彩过于明显,多少与宾主交欢的氛围不甚协调,而且有时室内的场地也不太允许大规模地行射礼,“或因庭之修广不足以张侯置鹄,或因宾客之众不足以备官比耦,欲行射礼而不可得”,后来,人们就用投壶代替弯弓,依照礼节,伴着古雅的音乐,用壶代箭靶,以手投箭入壶,达到“以乐嘉宾,以习礼仪”的目的,于是就有了投壶的游戏。

投壶舍弃了箭之武,保存了投之礼。它注重从容安逸、养志凝神的特质,因此,在士大夫中盛行不衰。投壶游戏也有一整套严格而繁琐的礼仪。《礼记》在《投壶》和《少仪》中介绍投壶的礼数:宾客来访,主人拿出箭矢到宾客面前。主宾之间要三请三让,宾客向主人行拜礼,接受主人奉上的四只箭矢,主人答拜,然后宾主之间相互行揖礼。行礼之后,主人和宾客在席上跪坐,做好投壶准备。之后,专职的“司射”进壶,把两尊壶放到宾主对面的席子上,分别正对宾客与主人。一切就绪后,乐工开始演奏瑟曲即诗经名篇《狸首》,比赛开始。

比赛时,主人和宾客双方站在离壶五至九尺距离的地方,依次把箭矢投向壶口,投壶动作要和古乐节奏相和。每投进一矢,由“司射”给投中者放上一“算”,即计分。每人四矢投完,为一局,“司射”要为胜者在计分桶前“立一马”作为得分标记。比赛共三局,两胜者为胜方,负方须饮酒作罚。

由此可见,投壶是一种讲究礼节的活动,它是宴饮时必备的一种正规礼仪和高雅娱乐,流行于上层贵族社会。但在史料记载中,投壶也带有炫耀的成分。《左传》就记载了公元前530年晋昭公和齐景公“斗壶”事件。

晋国的昭公继位,周王室及鲁、齐、秦、楚等诸侯国国君前去祝贺。昭公与齐景公投壶游戏,昭公有争霸称雄的野心,对齐景公说道:“我有酒如水,有肉似山,可惜我还仅是一个诸侯,我若射中就应为诸侯之首!”齐景公听了,感到很不舒服,便教训了年轻的昭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斗壶”的故事。

后来,投壶也在民间流行起来。这也大大促进了投壶的发展:不仅产生了许多新的花样,还增加了难度,有人别出心裁地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背坐反投。

在历史记载中,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一批高准度、花样令人瞠目结舌的“明星”投手。如《西京杂记》说,汉武帝时有一个郭舍人善投壶,可以“一矢百余反”,也就是说连投百余次不中断,这么高超的技艺也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赐,“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

魏晋时期,随着投壶活动的广泛流行,人们对投壶的设备——壶有了极大改进,如在壶口两旁增添两耳,由此使投壶增添了许多花式,有“依耳”、“贯耳”、“倒耳”、“连中”、“全壶”等名目。成书于南北朝的《颜氏家训》记录了当时投壶的新鲜玩法和绝技。比如,原来的投壶是在壶中装满红小豆,使投入的箭杆不会跃出。当时不在壶中装红小豆,这样箭杆就能跃出,人们抓住重新投掷,这便衍生出“倚竿、带剑、狼壶、豹尾”等玩法,“其尤妙者,有莲花骁”。“莲花骁”,就是射入壶口中的箭弹出后又准确落入耳中,连射五箭,五箭全部反弹后落入五个耳孔中,箭杆成莲花瓣形展开。

隋唐时期,投壶游戏同样非常兴盛,这在很多诗歌中都有记载,李白在《梁甫吟》中说,“帝旁投壶多玉女,三十大笑开电光”,李商隐在《寄远》一诗中说,“姮娥捣药无时已,玉女投壶未肯休”。

宋元时期,投壶仍在士大夫中盛行。宋代大儒司马光对投壶有悖于古礼而娱乐化的趋势颇为不满。他对投壶做了全面的总结,他希望通过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

明代,投壶随着社会发展日益繁盛。万历二十年进士谢肇淛《五杂俎》记载当时的投壶名目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帘、雁衔芦、翻蝴蝶等项,不下三十余种。”万历间诸生侯珦的《壶谱奏矢》称,当时的投法有140种之多。明代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录了一个叫苏乐壶的人,因投壶技术高超,被人称为“投壶绝”。苏乐壶不仅能背身投壶,还能用三支箭矢同时向三个壶投射,且从不失手。

清代,仍有一些王公贵族和文人雅士对投壶乐此不疲。清末,投壶日趋衰落,但宫中仍在流传。

2 “带血”的六博棋

   宋代 《蕉荫击球图》 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投壶,同样流传甚广的还有六博棋。它又叫博戏、陆博。六博棋在春秋战国以前就已出现,并广受欢迎。在当时,它与投壶并称。

六博棋以吃子为胜,是象棋、国际象棋的鼻祖。它是模仿兵制与兵士训练演变而来,是古代一种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当时,上至宫廷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皆乐于此道。春秋时乡野间“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

六博棋由棋子、博箸和博局(棋盘)三种器具组成。每方六子,比赛时“投六箸行六棋”,互相进攻逼迫,置对方于死地。六博棋最初是带有竞赛性质的棋类游戏,但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赌博手段。因此,历史上与六博棋相关的故事,多少带着冲动与血腥。

《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时提到,荆轲曾经漫游邯郸,与一个名叫鲁句践的人在玩六博棋游戏时,发生争执。鲁句践发怒,大声呵斥他,荆轲默无声息地逃走了(“嘿而逃去”),之后不再见面。壮士荆轲没有冲冠一怒,双方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但宋闵公就没有那么幸运。《左传》和《史记》中记载了周庄王十五年(公元前682年)宋国的一起血案:大将军南宫长万(也称南宫万)竟然用六博棋盘打死了国君宋闵公。

大将军南宫长万是宋国勇士,武功盖世,立功不少,深受宋闵公器重。公元前685年夏,齐宋联军共讨鲁国,齐宋联军惨败,南宫长万被生俘。经周天子斡旋,齐鲁宋和好,释放南宫长万归宋。宋闵公(宋庄公之子)戏之曰:“以前我很敬重你,但现在你是鲁国释放的囚犯,我不再敬重你了。”南宫长万受到主公嘲笑,怅然而退。

秋天,南宫长万陪同宋闵公到蒙泽(今山东曹县)打猎游玩。同行游玩的宫人请求闵公令南宫长万表演绝技:掷戟于空中,高数丈,徒手相接。南宫长万奉命耍了几把,大家夸赞不已。宋闵公却心生忌妒。他命人取来博局与南宫长万玩,以大金斗盛酒为罚。

南宫长万不擅长六博棋,连输五局,连喝五碗酒,此时他已经醉了七八分,心里不服,非要再赌。宋闵公语带双关地说:“你是常败将军,怎么还敢和寡人争胜?” 南宫长万被羞得哑口无言。

恰在这时,有人来报周庄王死了,周僖王即位,要遣使吊贺。南宫长万毛遂自荐,宋闵公又当众讥笑道:“就算我宋国无人了,也不至于让一个俘囚当使臣。” 南宫长万恼羞成怒,加上酒精作祟,他大骂无道昏君,然后抡起六博棋盘把宋闵公打倒在地,宋闵公当场身亡。后来,南宫长万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造反。没过多久,南宫长万被宋国旧宗族势力讨伐,逃到了其他国家,后来南宫长万被俘虏,押回宋国后被剁成了肉酱。

到了后世,人们似乎忘了吸取教训,六博棋在愈发流行的同时,也愈发容易挑动人的神经。历史上熟知的“七国之乱”,追根溯源,似乎也与六博棋有关。

汉朝的帝王,从汉文帝到汉宣帝都是六博棋的忠实粉丝,宫中还设“博待诏”一职,专陪皇上下棋。汉文帝时,刘氏宗室同姓诸侯王势力逐渐壮大,吴王刘濞是其一,他表面上仍行臣子之礼,常便派吴国太子刘贤到长安联络感情。

有一年刘贤到了长安,汉文帝指派太子刘启(后来的汉景帝)和刘贤一起“饮博”,即一边喝酒一边玩六博。刘贤的六博棋老师“轻悍,又素骄”,所以刘贤也锋芒毕露,面对皇太子,两人不知分寸。血气方刚的两名年轻人因争棋道争执,刘启一怒之下将棋盘打在了刘贤的太阳穴上,刘贤当场气绝身亡。

汉文帝把刘贤的尸首送回吴国。吴王刘濞痛心无比,生气地说:“死都死在长安了,为什么还要送回来?”汉文帝只好让人把尸首再运回来,葬在长安。自此,刘濞心里有了疙瘩,称病不朝。到汉景帝登基之后,因晁错削藩,刘濞便联合楚、赵诸王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是为“七国之乱”。

为何六博棋易导致血腥的场面呢?东汉时期,班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六博棋的输赢胜负关键不靠智力竞技,而是靠掷箸时的运气,这就容易产生“赌一把”的心理。而且六博是一项重要的酒兴节目,往往有酒相伴,输的一方要罚酒。输棋的人本来就心里不平衡,再一喝酒,受到刺激容易斗狠冲动,举动出格。后来在班固等文人雅士的倡导下,围棋逐渐兴盛,六博棋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晋代以后,六博棋基本淡出人们的视野。

3 射覆由占卜游戏发展成酒令

古代,在六博棋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樗蒲(chū pú,也作摴蒲)也非常盛行,类似后来的掷骰子。樗蒲在汉代时就有,晋时盛行。与六博棋类似的还有握槊(shuò)。槊,指棋子或棋盘,握槊就是掷骰子行棋以定输赢,相传这个游戏是北朝魏宣武帝时从西域传来的“胡戏”,后流行于宫廷。唐代文学家张说曾在《赠崔二安平公乐世词》写道:“十五红妆侍绮楼,朝承握槊夜藏钩”,可见握槊的流行。

这句诗里提到了另一种游戏:藏钩。这是一种猜物游戏,它的得来还有一个浪漫而凄美的故事:汉武帝钩弋夫人,出生时手总是握着拳,伸不开,见到汉武帝才伸开,打开一看,里面握的是个钩子。后来,逐渐演化成藏钩之戏。它可以有多人参与,游戏也很简单,就是让人在手里藏一个钩子,大家猜钩子藏在谁的手里。唐代时这个游戏非常流行,李白《杂曲歌辞·宫中行乐词》写道:“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岑参的《敦煌太守后庭歌》写道:“醉坐藏钩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

唐代,因为娱乐活动兴盛,酒席之上流行一种叫做射覆的劝酒游戏。玩法大致如下:先将一物品或写有字的纸条藏在倒扣的杯碟中,口头念出一段隐语让人猜,猜不中则罚酒。唐诗中屡见对这个游戏的吟咏,如李商隐《无题二首》之一:“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射覆作为酒令,一直持续到明清两代。《红楼梦》第62回中就提到以诗文进行射覆。这种游戏,要求参与游戏者肚子里装满典故和诗词,方能应付得来。

其实,射覆游戏早已有之。只不过当时并不是猜字谜,而是猜实物。它是用丝巾等物覆盖东西让人猜。所藏之物多为生活用品,如扇子、笔墨等。猜测的人,可根据器物的形状起卦,也可根据当时的时间起卦,还可根据字或几句话的含义起卦,然后进行猜测。它是集卦术与趣味于一体的游戏。从汉代以来,帝王将相、文人雅士,都爱玩射覆游戏。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东方朔是此中高手。东方朔曾猜出汉武帝盆下的壁虎,受到大量赏赐,一个侍臣不服,对东方朔说,你要是能猜出我在盆里放的东西,我愿被打100杖,若猜不出来,我受赏。结果东方朔又猜出来了,那个侍臣只好挨100杖。

4 古代的高尔夫运动“捶丸”

提起捶丸,如今知之者不多,但在宋代,它是非常流行的一种运动。“捶”即击打,“丸”即小球。就是用球杖击球入穴,其玩法与如今的高尔夫运动高度相似。捶丸的前身可能是唐代马球中的步打球(类似现代的曲棍球)。唐初,马球传入中原,成为上流社会流行的竞技活动。但因马匹昂贵与场地受限等原因,中晚唐出现了“步打球”,人们不再骑在马上击球,但保留了马球的规则与用具,在地面上徒步以杖击球入门而计胜负。唐代诗人王建曾作《宫词一百首》,第七十三首歌咏的就是“步打球”:“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

北宋,在步打球的基础上,变球门为球窝,使之更加不受地形限制,发展出“捶丸”。据成书于元代的《丸经》记载,宋徽宋、金章宗皆爱捶丸。一代玩家宋徽宗赵佶爱玩捶丸,其装备也是顶级:球杆缘边镶金,顶上配有玉饰,球包是个锦囊。

在宋代,女子也玩捶丸。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一位叫钟离的县令与邻县一位姓许的县令结为亲家,钟离出嫁女儿的时候,买了一个婢女陪嫁。一天,婢女手执箕帚在堂前扫地,久久注视着地下凹陷处,潸然泪下,哭着说:“幼时我父于此,穴地为球窝,导我戏剧,岁久矣,两窳处未改也。”钟离听完,仔细询问姑娘来历,她说她是县令的女儿,后家道中落被卖为婢。这个女婢看着地上的凹陷处,就想起玩捶丸的情景,可见当时捶丸的盛行。

当时,连小孩子都非常喜欢这个游戏。小孩子玩捶丸时,由于体能有限,只能玩小规模的游戏,于是,捶丸在孩子们手中得到改良,变成了“角球”。宋代的《蕉荫击球图》(见左图)就描摹两小儿在芭蕉绿荫下击角球情景:一小孩侧蹲在地,手持小木棒,正欲槌击黑色的角球,另一小孩全神贯注地盯着小球有没有被击中。

当然,因为“角球”在孩子中的兴盛,不少家庭对此“忧心忡忡”。宋代范公俘《过庭录》记载,范仲淹外孙、北宋官吏滕元小时候爱击角球,范仲淹担心他玩物丧志,每次劝戒他都不听,最后命人拿铁锤将球打碎,碎渣四溅。

5 民国时北京城有“赛马会”

赛马也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游乐项目,古代称“驰逐”。春秋战国时,赛马和马术活动已形成。“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说的就是汉地向北方少数民族学习骑马射箭,发挥骑兵技能。汉代,宫廷盛行赛马。汉武帝极为热衷赛马,经常举行赛马活动。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和陶俑中,有不少赛马的形象。

汉代,赛马之外,还形成了以骑术为基础的马术技艺,如骑手在马上做出各式造型,或进行高难度的骑射,或百骑争先,竞相夺标等。在山东沂南的画像石墓中,甚至发现了骑士为女子的形象。

唐代的赛马与马术十分兴盛,自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就将马术列为军事训练的科目。同时,像击鞠(马球)一类的游乐也盛行于军旅和宫廷之中。宋代,马术技艺更为成熟,曾有人为皇帝表演立马、跳马及在马上倒立、镫里藏身等多种马上功夫。在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了很多马术表演。

元代,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以前,就有走马、走驼之类的活动。定鼎大都之后,为中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游牧文化。每年春季,皇帝带领皇族和文武大臣,浩浩荡荡地前往草原城市上都,秋季后返回大都驻冬。每当六月吉日,王公贵族们要在上京(亦称滦京,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举行“诈马”,即赛马。这在当时是一项“国家级”的赛事,参加竞赛的贵族身穿一色的“只孙”(即官服),各执有铃的彩杖,进行赛马,比赛为期三天。与此同时,大都城内,也开展民间赛马活动。

清代,北京城中不同时间在不同地点举行跑马比赛:正月多在白云观和安定门、德胜门外,二月在太阳宫,三月在蟠桃宫,六月在先农坛,七月在黄寺,八月在广安门外,九月在钓鱼台,十月以后天气转凉,赛马停止。

除传统的赛马外,清朝末年,北京城出现了一种 “赛马会”的西式赛马活动。当时,顺天府将西便门外莲花池附近的200多亩荒地建成赛马场。赛马场内设看台、票房、马圈和赛手休息室等。比赛之日,马场内外,万头攒动。每一售票及发彩票窗口,均标明骑手和赛马的号码,光顾者可专购一种赛马票,亦可兼购多种赛马票。“赛马会”一直持续到民国后期,后来这项活动日渐衰退,赛马场也消失不见。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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