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釉马蹬壶

在首都博物馆日前开展的“畿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上，169件（组）文物就为大家展示了这样一个有城、有水、有漕运，充满故事的通州城。

工人取土挖出燕国青铜器

三犀铜鼎

展览的第一部分“邈远时代”展示了燕文化时期的北京地区风貌，重要展品主要包括三件中赵甫出土的青铜器。

据本次展览的策展人高红清介绍， 1981年12月，时为通县的中赵甫公社砖瓦厂工人在中赵甫村西取土，当挖到四米深处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其中包括青铜豆、敦、鼎、匕、匜、勺、戈、剑、镞、刻镂刀、削刀、车马器、带钩等文物，它们反映出燕文化时期在通州的发展情况。

这批青铜器出自战国时期的一座中型墓。“墓葬可能属于燕王领地内的一位中级官员。由于墓室遭受破坏，详情不明。该墓所出的漆器全部散失，仅收集到部分青铜器。从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来看，该墓属于战国中晚期，对于研究燕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比如，此次展览中展出的一件造型精美的三犀铜鼎，就是这个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文物。铜鼎高23.5厘米，口径21厘米，其高附耳、细长鼎足的外形，都是燕国铜鼎的特征；特别是在鼎盖的外围装饰着三只躺卧的犀牛，以及变形的蟠螭纹，这些写实风格的高浮雕装饰是典型的燕国铜器的装饰风格。

根据墓志确定路县故城范围

展览的第二部分“秦汉变局”展示了汉代到唐代的通州。2016年，文物部门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路县故城，这一考古成果成功入选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城市副中心考古出土的部分汉代文物也在此次展览中亮相。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通州潞城镇出土的一件东汉印文砖。高红清介绍，这件印文砖是汉墓墓室铺地的石砖，正面印有圆圈纹、菱形纹。值得一提的是，在它上面还有九个清晰可辨的文字：“位公卿、乐未央、大吉昌”。高红清指出，这九个字反映了汉代的幸福观——“位及公卿，长乐未央，大吉大昌。”

许多当时的“生活用具”也颇有意趣。一件潞城镇出土的陶灶在锅灶的旁边不仅有勺子，还有“酱油瓶”，似乎复原了当时的生活场景。一件倒梯形陶仓，上端有一方孔，其目的是为了透气，防止粮食腐烂，仓壁贴附着表现出行、劳作等日常生活场面的泥塑。而在武夷花园区域附近出土的陶井，反映了汉代先进的供水设施和制陶技艺。

通州潞城镇出土的陶魁是当时一种盛羹用的斗，“这种器物在贵族中以铜器或漆器的形式出现，在民间则是木器。”而配合这件展品的展示，策展人员还特别复原了一幅山东出土的出现在汉画像石上的东汉“刑渠哺父图”，表现的正是这件器物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场景。“虽然墓葬中出土的这些‘生活用具’并不真正具有使用功能，而只是特制的冥器。但古人‘视死如生’，因此，通过这些器具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当时人的生活状态。”

此外，在展览的第二部分还展示了晋代至唐代的通州。这部分实际上是汉代的延续，通州作为中原政权边陲重镇幽州的辅县，与幽州城命运紧密相连。展品不多，主要是晋代和唐代墓葬文物。据史料记载，最晚在汉高祖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通州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曾用名“路县”，“路”取“道路四通八达”之意，这是迄今所知通州域内行政建置的开始。“而到了东汉，它名字中的‘路’变更为‘潞’。虽然名字有变，但位置没有变化。”在城市副中心考古中发现的唐代“艾演墓志”，就标记出了路县故城遗址的范围。从墓志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唐故幽州潞县丞兰陵艾公墓”，“这说明墓主人艾演是唐幽州潞县丞。潞县丞，为从八品下官阶。”其中记载着“卜宅于潞县甄昇乡古潞城南一里平原”，意思是墓主人葬于古潞城南一里处。据文物勘探人员考证，艾演墓往北一里，果然就是西汉路县故城城址的位置，与文字记载一致，这件墓志也成了汉代路县遗址的直接物证，“对于考古工作者确定路县故城的范围，它有着坐标性的意义。”

发现“通州”之名的最早实证

辽会同元年即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为辽五京之一；金贞元元年即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称中都；元至元九年即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元大都成为全国的统治中心。北京城地位的渐进提升对通州的影响巨大。因为城市规模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对粮食物资的需求大大增加。通州成为汇集南方漕粮入京的“水陆要会”，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机遇。展览的第三部分“水陆之要会 畿辅之襟喉”，展示了辽代给通州带来的一些文化特色，如辽代佛教流行的产物燃灯塔、契丹捺钵文化延芳淀和马镫壶等。

此次展出的黄釉马镫壶看上去很像皮质器物，“它本来是契丹人用来挂在马上喝水的皮囊壶，随着中原烧瓷技术的传入，改为瓷器。即便如此，你在这件文物上，还是可以找到穿挂绳用的‘针眼’和更多出现在皮具上的纹饰，这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此外，这部分展览还展示了金代时期通州地名上的变化。高红清介绍，1151年即金天德三年，海陵王完颜亮于潞县城西约八里处，置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这是历史上“通州”地名的出现。而这一关键性历史节点在展览中也有体现，1975年通州城关出土了一座金代宣威将军石宗璧墓，此次展出了该墓的墓志拓片，其中明确记载：石宗璧于金大定十七年(即1177年)四月四日葬于“通州潞县台头村”。“通州地区此前称路县，该墓志中明确出现了‘通州’一词，是目前为止关于‘通州’最早的实物见证。”高红清介绍。

石宗璧墓中还出土了窑白釉刻花葵瓣碗和耀州窑青釉鋬耳洗，这两件文物也在这次展览中亮相。其中窑白釉刻花葵瓣碗是金代定窑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实物资料，耀州窑青釉鋬耳洗则是典型的耀州窑珍品。定窑和耀州窑的珍品在当时的通州出现，“说明金代的通州已经是运河上的交通要道和物流集散地。”

京鲁运河图（局部）

金玉文物重现富庶的漕运重镇

明永乐迁都北京，通州再次承担起京师粮食命脉的重任。明代人评价通州称：“国家奠鼎燕京，而以漕挽仰给东南，长河蜿蜒，势如游龙，而通州实咽喉之地，我明之有通，如唐之有灞陵，宋之有卫源，其烦剧一也。”明清通州是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水陆交通要会，对稳定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产生了巨大作用，故而又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说法流传。

展览的第四部分“天庾正供 商贾辐凑”，展示出了许多夺目的金器和玉器，“这在当时属于‘奢侈品’，体现了漕运和商贸给当地带来的富庶生活。”

一件长20厘米、宽10厘米的清代金嵌玉蝴蝶头簪纹样别致，以金叶为托、白玉为瓣、金丝作蕊，花头之上一只展翅的蝴蝶似翩然落下，组成了一幅“蝶恋花”的图景，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簪柄及金叶背面有宝华银楼戳记，“‘宝华’是清代及民国时期京城内银楼的字号，说明了北京内外城之间的物资往来，关系密切。”

而通州博物馆藏的清代《京鲁段运河图》长卷，长745厘米、宽50厘米，是体量较大的运河地形图，描绘了从山东台儿庄到北京段运河流域内的城池和闸口的分部，是一份形象的档案。“此画曾流至日本，后由国人收藏回国后几番辗转最终捐给通州博物馆，这段曲折的经历使其更显珍贵。”

这部分还有一件十分有趣的展品——“军粮经纪密符扇”。在这把扇子上，写满了各式各样奇异的符号。高红清介绍，各地漕粮运抵通州后，官府会委派雇佣的经纪人员加以验收。为了防止勒索舞弊等情况发生，制定出了密符制度。每一名经纪都有自己的一套密符。“密符扇的使用方法是，每名军粮经纪在自己验收、转运的漕粮袋上，用上好的‘福炭’，根据验粮的情况，把自己的符形画在明显的位置。监察官员随时抽查袋内的漕粮质量，合格便罢，有不合格的，则对照着粮袋上的符形，知道符名，查出真实姓名，然后按照朝廷规定予以处罚。”

展览引用明代朝鲜使臣黄中允的记载来还原当时通州的富庶：“余见辽东人民物贸之盛，以为忧无比；比及到山海关，则辽东真如河伯之秋水，以为天下殷富此为无敌；今见通州，则山海关又不啻山店贫村。”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孙乐琪 文并图

编辑：TF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