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继开 资料图

提起老舍与戏剧，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茶馆》《龙须沟》这些老舍约60年前创作的经典剧目；其次则是近年从老舍文学作品中改编的新京味儿戏剧，如林兆华的《老舍五则》，方旭的《我这一辈子》《二马》《离婚》《老舍赶集》等。

其实，老舍与戏剧的关系远不止此。

北京曲剧这个地方剧种，就是老舍在1952年为之正式命名的。北京曲剧团演出的第一部戏就是老舍1952年创作的《柳树井》。近年来，由老舍作品改编的曲剧《茶馆》《正红旗下》一直是北京曲剧团的重要演出剧目。老舍还创作过京剧《十五贯》，写过大量的鼓词、相声。

以老舍的名字来为北京本地的戏剧节冠名，并不仅仅因为老舍是一个戏剧家，还因为老舍的整个文学创作，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合在一起，共同奠定了一种既有鲜明京味儿特色、又有深沉的民族之思、还有广阔国际文化视野的现代北京精神。

8月下旬是最宜于到老舍故居——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的丹柿小院坐一坐、想一想的日子。站在那四合院稀疏的树影下，想象着老舍先生当年在院里浇花、打太极拳的情景，老舍笔下那些车夫、巡警、小商人、职员仿佛仍在外面的胡同、马路上来来往往，老北京的况味也就自然扑进你的心头。你也便不能不去深思老舍的文学精神到底是什么。

安恬的故园之思

“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老舍对北京的情感是一个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眷恋。在他心中，北京不是彰显皇权或施展政治谋略之地，而是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的温馨家园。故土北京给他的审美感受，不是由陌生化所产生的震惊感，而是因熟悉所滋养出的亲切感。“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正是这城与人和谐共生的关系，奠定了老舍生命的安宁感。

老舍还说别人可能喜欢北平的“书多古物多”，而他自己则只“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从日常起居、瓜果蔬菜中寻找“诗似的美丽”、体验人生的“清福”，老舍的北京风物书写中透出对普通人生活方式的诗意阐发。这种诗意没有出尘避世的意味，而与平凡人生密不可分。老舍审视北京风物的本地居民视角还具有平民特色，而不同于钟鸣鼎食的王公贵族的视角或全然不问柴米油盐的文人墨客的视角。同时，老舍笔下的北京诗情，是都市平民日常生活与乡土田园诗意的融合，也绝然不同于海派文学中的都市摩登、西洋风味。

对故土的热爱，也成全了老舍的文学成就。故乡能在心里扎根，真是有福！无论是漂泊在伦敦、在新加坡、在美国，还是辗转于青岛、武汉、重庆，他都是那带线的风筝，心有所系，心有所归。

荒凉的生命悲感

读老舍的作品，我既感动于他对笔下人物的热爱之情，也震慑于他那悲剧性的生命体验。他是那么喜欢自己创造的洋车夫祥子，叙述起祥子的故事，他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在向左邻右舍絮叨独子的种种行状。但是，老舍的故事走向从来都不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而总是好人没有善终。他最痛恨的就是大众文化“光明尾巴”中的精神麻醉。他让心爱的祥子最终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他痛心地告诉读者，这不是祥子自己的过错，而是不公平的社会没有给祥子生路。“坏尜尜是好人削成的。”他代祥子向社会发出了沉痛的控诉。凡贴着老舍的心而生长出来的小说人物，他总是无奈地认定着他们无地生存的命运。《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最终“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月牙儿》中的母女俩除了卖淫没有别的生存之路，《我这一辈子》中的巡警老景一片黯淡，《茶馆》中的王利发在绝望中上吊自尽。是多么沉重的生命悲感，才能营造出这一系列荒凉的景象？！

这种骨子里的荒凉感来自何处？是投射了早年父亡家贫的困窘生活印迹？还是感应了旗人在清末历史剧变中的悲剧命运？抑或是体验了中华民族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屡遭强权践凌的耻辱？或者说，只是基于天赋的个性气质？也许准确的判断应该是来自于这四种因素的合力。

豪横中的道德坚守

尽管老舍代祥子们对社会不公发出了最沉痛的控诉，但是，他从来都不愿意社会走向动荡，而十分担心人的道德败坏。他盼望有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秩序，能让勤勉的车夫、本分的商人、负责任的巡警靠自己的本事吃上饭、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是，由什么样的路径能建成这样的社会，他不知道。

他痛恨各种投机取巧、恃强凌弱、不负责任。他赞赏不计名利的埋头苦干、自律自为。他常用“豪横”这个词赞美在贫困中自尊自爱、刚强而有骨气的人。“肚子里可是只有点稀粥与窝窝头，身上到冬天没有一件厚实的棉袄，我不求人白给点什么，还讲仗着力气与本事挣饭吃，豪横了一辈子，到死我还不能输这口气。”这是小说《我这一辈子》中那个失业老巡警的自白。豪横的人，硬气是对自己的，不是对别人的。散文《我的母亲》不仅写了母子深情，还写出了母亲“软而硬”的个性。这软便是不与人较劲，凡事让别人，有委屈自己受；这硬便是勇于承担责任，从容应对生活的种种艰辛。

老舍继承了母亲这种肯吃亏、有担当的品质，他一辈子也是那样的内方外圆、孤高豪横。所以，他受辱的时候，只能选择走向那一条决绝的自我了结之路。生命的尊严感，使得他不能忍辱偷生。他是良民，但也必须是良序社会才配得上他。可事实上，他一生的多数时光都是在乱世中度过。

幽默中无望的自我救赎

老舍先生生于乱世，虽然亲近过佛教，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但最终还是以非教徒的方式来探寻人的救赎之路。他以两种方法来为自己和自己笔下的不幸者寻找精神支撑。一种是内心中的道德坚守，那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另一种是戏谑与幽默，这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如伦理道德那么重要，但对他来说却绝不是可有可无。

他笑一切可笑之事，被人戏封为“笑王”。他的幽默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悲郁为内核”的幽默，另一种是纯粹轻松戏谑的幽默。他有时含着眼泪笑生活中的矛盾。“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消，上等婚姻。”长篇小说《离婚》以幽默的态度讽刺张大哥做媒中的庸俗标准，传达的是老舍对市民庸常生命状态的深刻反思。“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话剧《茶馆》中伙计李三的这句台词，让观众忍俊不禁，却也让人觉得心酸。直面乱世中荒凉无望的生命体验，老舍往往只能从自己的幽默中求一丝无奈的达观。他并没有像鲁迅那样去建构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而是常常把悲情抒发与幽默戏谑的叙述态度结合起来，建构起悲喜交融的独特的美学风格。有时，老舍并没有那么沉重，纯然只是为了轻松的愉悦而会心地笑着。长篇小说《牛天赐传》，一直以“英雄”称谓调侃普通孩子牛天赐，以“换毛的鸡”“隐士卖梨”“狗长犄角”对牛天赐进行善意的嘲笑。《牛天赐传》这些轻松戏谑，往往与情节浑然一体，并不像老舍最早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那样戏谑常常因与情节脱节而造成小说结构的拖沓。

老舍的幽默语言充满民间谐趣，其格调不同于林语堂所倡导的绅士阶层的冲淡式的幽默，而更多语言狂欢的意味。他要用笑声为那萧索的世界点上一串炮仗，为自己、为笔下的苦人制造一点生命的暖意。

（本文刊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日报热风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玲，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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