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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君:在学院中引渡网络时代的文学

2016-06-24 12:00 编辑:TF006 来源:作者

儿童节那一天,在北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举行了一场名为“网络时代的文学”的对谈。对谈嘉宾有三个人,一位是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一位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还有一位是北大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前两位,可以说都是当代纯文学的扛旗者和守护人(陈晓明有一本著作即名为《不死的纯文学》),而后一位,却是宣布纯文学走向穷途、由传统文学研究投入网络文学研究的“叛逃者”。这场元气淋漓的对谈并未因“三观不合”而呈现出辩难之势,台上的人殊途同归地关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代文学的未来前途及其可能性。

作者 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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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君

台下满满坐着的,大多是中文系在读学生。对于这些成长于学院中的天资聪颖的90后、95后来说,所谓“文学”早已分裂为两个场域:课上专业学习的是一种,对鲁郭茅巴老曹一系列经典都能写出极好的论文,考出极佳的分数;但课下乃至上大学前陪伴其阅读成长的却是另一种,说起各自倾心的奇幻、修仙、穿越、言情等诸种网络文学类型流派来,亦是一个个异常优秀称职的“粉丝”,能够描画出完整的谱系。

作为介入网络文学研究较早的“学者粉”,邵燕君正在带领她的这些拥有全新阅读经验的“学生粉”,于一个全新的场域内开天辟地。她曾经也困惑过,怀疑精英批评能否与向来被视为“通俗”的网络文学进行有效对话,而在这种对话中又能否妥当安置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但随着网络文学越来越显现出自身作为主流的趋向,以及“网络性”无处不在地成为了媒介变革时代的特质,她开始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和这一代的当代文学学院精英应当成为“引渡者”,将网络时代的文艺引渡至更广阔的文学传统,守望文学精灵的重生。

转向:纯文学研究者的绝望

邵燕君和一般的中文系老师有点不同。她非常“新”,在北大开了网络文学和新媒体研究的课程,密切关注着学生关注的热点,时下大热的《欢乐颂》、《亲爱的翻译官》、《余罪》等都是她的兴趣所在。

从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她连续推出了三本新书:《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另外,她还编选了《2015中国年度网络文学》,分为男频和女频两卷。这些,都可以看做她从事网络文学研究以来的阶段性总结。

《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是邵燕君这些年关于网络文学的论文集,重新编选时她坚持不做大的修改,保留了写作发表时的原生态。按时间读下来,不难发现她理论观点的内在生长性:至少在2009年,她还认为网络小说“仍然是作为主流文学的一种补充形态而存在的”,话语间带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立场;但短短两年后,持续的观察让她开始预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很可能将是网络文学”。现在,随着拥有3亿读者的庞大群众基础,这种判断已然明确:“网络文学就是当代文学。”

对于一个学院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转向”,当然是一种寻找新的学术空间的尝试,但对于邵燕君本人来说,却多少有些探路者走到路尽头时的不得已。八十年代后期她进入北大中文系求学的时候,当代文学史的下沿正是处于鼎沸期的先锋文学,文学从政治向自身的内转令她兴奋于“正统”的回归,但先锋文学显现出的技术化操作倾向,又让她开始怀有一丝警惕。硕士毕业后,她做了一段时间的文化深度报道记者,这段媒体经历对她最大的意义在于,让她看到了象牙塔所遮蔽的文化生产背后的读者,从机制的层面去重新思考当代文学。

这给予了她新的灵感。几年后,她重回校园攻读博士,研究重心已由文本转变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与市场化转型。2004年,她留校做教师,依然延续着她特有的那种对于“现场”和“当下”的敏感性,开始组织学生进行规模颇大的评刊活动,即一期一期地阅读、评论十种主流文学期刊上的最新作品。在一个以“期刊发表-出版”为几十年基本范式的文学生产机制下,邵燕君相信自己站在了当代文学写作的最前沿并抓住了其主流,但坚持做了六年后,她却越来越省察到一个令人悲观的事实:曾经能让余华、莫言、路遥等县城、农村青年通往文学殿堂的大道坦途,日渐成为了一条远离人群的荒僻窄径。

刚开始评刊时,邵燕君对另一个网络文学场中蓬勃生长的力量还一无所知。而今天当她往回捋顺时,发现自己正好错过了彼时中国网络文学悄然度过的第一个五年期。如同曾经长期处于有效期的文学期刊机制打捞了广大底层作者那样,互联网让更多在现实中没有门路的文学爱好者实现了梦想,甚至已成为“大神”。她终于开始模糊觉得,这样一种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新机制,或许是更“当代”的。“我们都是纯文学圈子的,但我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如此‘扎根基层’,走在前沿,都没有注意到网络文学。有一道强大的阻隔,让我们视而不见。”这种阻隔,她命名为“傲慢与偏见”。

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中,回过头来的邵燕君对这十年的各种文学形态做了平行的论述。在讨论纯文学时,她不断描述着“困境”:现实主义叙述的困境、乡土叙事的困境、“个人奋斗”成长模式的困境……文学缺乏超越性的思想资源来解决这些困境,但这不是作家个体的问题,而是整个信仰体系和乌托邦系统的崩塌。现实无法造梦,但网络用一个金手指就可以,底层奋斗者依然可以依靠“设定”的存在来反抗强权匡扶正义——至少在文学的层面上,困境能够绕过现实主义对真实性的要求而得到合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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