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13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从宝安县城来到延安市

宝塔山仰观壮丽。

自东南而西北，由远及近，天际飞来一只苍鹰，身后千里彤云滚滚，仿佛大鹏垂天之翼。山风骤起，九层宝塔上的檐角铃，一时间齐发金声，如金戈共振，似刀枪盛鸣。转瞬间，冰雹溅玉，暴雨倾盆，冲刷着一道道沟壑一道道山梁。不多时，雨住风停，天边虹霓飞桥，夕阳在望。

天降大任于斯，陕北高原的雄奇风貌，注定了它将肩负起不凡的历史使命。1936年，旧中国的前途从这里改写。

1936年10月，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宣告结束。1937年1月13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从宝安县城来到延安市。自此，“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既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更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既是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更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总后方。”

八十年风云变幻，长征路上走过来的人们先后辞世，唯有安澜门外的山巅宝塔巍然屹立。这座始建于唐大历年间的岭山寺塔，屡经战火，阅尽千年。宝塔北门额书“俯视红尘”，这是一种境界；宝塔南门额书“高超碧落”，这是一种胸怀。延安宝塔后来成为红色中国的象征，冥冥之中，莫非恰与历史的玄机契合？

从宝塔山上，放眼东南，那是刚才布雨山鹰飞来的方向，也正是八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来的方向。

我在想，这支筚路蓝缕的中央红军一路走来，跨越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坚持走到宝塔山下？战事波诡云谲，物质极度匮乏，环境异常险恶，这些年轻军人为什么没有一哄而散？这个被西方记者称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到底隐藏着什么不可思议的魔力？

历史的烟云，从未随着时间尽数消散。历史的谜团，也从来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红军夜渡，于都30万人共同保守住一个秘密，这是怎么做到的？湘江岸边行军迟滞5天，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三天的遵义会议，怎么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成年礼？一支不足3万人的弱旅，如何才能在数十万大军的包围下闪转腾挪？大渡河边，红军为什么摆脱了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厄运？……

当然，现实的问题也端到了我们面前：时隔八十年，再提红军长征还有现实意义吗？当年红军战士身上那种敢想敢干、无所畏惧的精气神，现在去哪儿了？他们那种把拯救自我和拯救民族捆绑在一起的意识，现在哪儿去了？中华民族血液里流淌的坚毅和抗击打能力，是否还在我们的基因里传承？

在历史和现实的催促下，北京晚报近五十名中青年记者，换上胶鞋，背起采访包，从今年上半年开始，走向荒野中的历史遗迹，走进历史见证者的田间炕头，用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眼光，去追访过往，感悟当下，试图用所闻所见所思，去厘清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雾霾。

原以为，历史就是历史，碰与不碰，它就在那儿。静静地，不动声色。长征沿线一路走来才发现，不仅时间变了，空间上的变化更大，从自然风貌到社会风情，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神情步态，很多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2015年10月，延安市在凤凰山下建了一个主题广场，矗立起红色火炬雕塑。如今，每天夜幕四合时分，延安市里百余中老年人汇聚于此，伴随着轻扬的乐曲，在徐徐的晚风中起舞健身。广场对面的商业街区霓光闪烁，游人如织。

这是夜晚的延安。

在延安古城外的清凉山上，新建了一座贵人峁观景平台，可以北瞻古城，南眺新区。我凭栏骋目，眼前延安老城区的样子，恍若在香港太平山顶眺望湾仔的全景：车流稠密的道路弯细如盘肠，瘦高的楼宇拥挤似麻林，酒店商场的巨幅标牌广告鳞次栉比。

这是白天的延安。

扭回身看新区，三十三个山头平整后，行政服务中心、居民住宅小区、文化演出剧场……错落有致地以平直宽阔的通衢大道相连，在晴和的秋阳下，一处处城市绿地花园，显得更加生动和明快。一座全新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已经初具规模。

这是明天的延安。

毛泽东在延安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他离开延安后，再也没有回过这里。个中原由不得而知，这已成为历史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不管怎样，我想，他对于这里的感情一定是深厚而温暖的。我在枣园毛泽东故居的墙上找到了答案：毛泽东在窑洞前与家人的合影中，笑得那么舒心惬意。我又在想，如果他看到今日之延安，又会做何感想呢？套用他的一句词：“当惊世界殊”！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 周家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