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

既专业又积极 退休人员成为陪审主力军

在丰台法院人民陪审员队伍中，退休老同志平均每人每年陪审的案件都在百件以上，最多的甚至能够达到300余件。这意味着他们每年会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出现在法庭上，参与案件的审理。

李煜昌是在退休后走进法院，自愿成为一名人民陪审员。退休前，他做过医生，也做过管理工作，还曾在纪委任职。丰富的工作经历让他不仅拥有医学专业知识，对于党纪条例也有着透彻的理解。

“陪审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事的职业也各不相同，而法官更多的是通过法律视角来看待案件，陪审员这个身份，是让法律和社情民意找到一个契合的接触点。”对于自己的这份“新”工作，李煜昌延续了一贯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由于具有医学专业背景，又能积极参与庭审，很多法官都乐于与李煜昌合作开庭。

法院在安排陪审员出庭时，自然会考虑到陪审员本身的专业方向。特别是对于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同志来说，对自己行业内部的知识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丰台法院刑一庭董晓宇法官表示，“很多有资历、有专业知识的陪审员老师，对庭审确实很有帮助。”

医学、财会、金融等行业，专业性相对较强，而法官多为法律专业出身，如果有“专家型”陪审员参与庭审，就能当庭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否则法官需要休庭后再进行核实，这就增加了当事人再次开庭的成本。

董晓宇就常常与李煜昌合作开庭，由于基层法院法官人数有限，刑一庭的案件陪审率能够达到九成以上，刑事案件又常常会涉及人身伤害等医疗问题，李煜昌的专业背景就派上了用场。

庭审

捅一刀两伤口 专业解释让被告人信服

李煜昌曾陪审过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被告人是个少数民族的小伙子。因为被告人的普通话并不熟练，法庭为他配备了民族语言翻译，但即使有翻译帮助沟通，庭审进行得依然不算顺利。因为沟通不畅，小伙子逐渐有了情绪。

在检察机关出示证据的环节，小伙子对公安机关拍摄的一张照片提出了质疑。因为小伙子持刀伤人时，使用的是一把刃口较窄的水果刀，一刀捅在被害人的腹部，对此他表示认可。但警方拍摄的被害人伤口照片，腹部的刀口却远远大于刃口的宽度，并且腹部有两处缝合的刀口。

“这不是我干的，我只扎了一刀，怎么会有两处伤口？”小伙子很不服气。

表面上看，这只是被告人不认可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但李煜昌敏锐地感受到了小伙子的想法。如果这份证据不能让他认可，就可能影响到他对于后续庭审的态度，认罪态度则会直接影响法庭对他的量刑。

“小伙子，我来说两句。”观察了照片上的伤口后，李煜昌打破了僵局。

因为被告人身材高大，因此在持刀伤害被害人时，两人身高的差距会导致在抽刀时刀刃上提，扩大伤口面积。李煜昌表示，其中一道伤口确实是被告人造成的，而另一道伤口则是在救治被害人时，医生进行腹腔清创的通道。

“那为什么还要再开一刀？”小伙子依然不服气地质疑。

原来这涉及医疗操作的规范问题。因为被刀捅伤的伤口是携带有病菌的，如果医生通过这处创口进行手术，就会将更多细菌带进腹腔。因此，医生会另外打开一处通道，通过无菌的新创口进行腹腔治疗。

利用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细致的讲解沟通，李煜昌让小伙子服了气，后续的庭审进行得十分顺利。小伙子良好的认罪态度也成为他量刑的理由之一。

“有专业背景的陪审员，说话措辞很专业，当事人会很信服。”董晓宇说。此外，经常参审的老陪审员，对庭审流程都很熟悉，能够更好地维护法庭秩序，并且由于年龄、阅历等因素影响，对案件的把握也更准确。

调解

“讲老百姓的语言” 拉近距离更接地气

除了参与庭审外，陪审员还常常参与庭后的调解工作。丰台法院民三庭副庭长曹静表示，有一些当事人对法官的严肃态度会产生一定的排斥心理，认为法官与他们存在距离，而陪审员的存在，可以起到调和关系的作用。“特别是年纪比较大、阅历丰富的陪审员，他们的说法当事人容易听进去。”

陪审员李利芳就十分擅长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在她看来，在调解工作中“讲老百姓的语言”是拉近与当事人距离的好帮手。一次，由于家庭纠纷，一名女性当事人由于情绪激动，几乎休克，庭审被迫中断。而主审法官是一位男法官，安抚当事人多有不便，李利芳便坐到了她的身边，轻声安抚，帮助当事人稳定情绪。

“将心比心吧，我们可能和当事人距离更近一些。”李利芳说。

李煜昌则善于用幽默化解双方当事人剑拔弩张的气氛。一次，购买新房后业主雇佣了一名工人安装门窗。由于房间的地下室没有装修好，业主就在深达数米的大坑外摆放了些沙袋作为警示，但工人在搬运门窗时没有注意脚下，摔进地下室导致骨折，于是起诉业主要求赔偿。门窗的价值不过几百元，而工人则起诉索赔数十万元。

“你花几百块钱买辆自行车，结果赔了辆宝马，换谁谁乐意啊，是吧？”眼看庭审后双方都各不让步，李煜昌开口了。听了这话，双方都笑了，气氛缓和下来，李煜昌继续做双方的工作。

“你是施工人员，对工地应该有注意义务，地面有个钉子都得注意呢，何况是个大洞。”李煜昌说，“但业主你的警示不够明显，只是堆了些杂物在附近，也有责任，是吧。”

几个来回后，双方都做了让步，最终案件成功调解。

调查

老同志们把陪审工作当作第二份事业

人民陪审员每五年重新选任一次，而不少老同志都连任了两届甚至三届，很多老同志已经将陪审工作作为了他们的第二份事业。不少陪审员为了更好地参与庭审，在业余时间也会自学相关法律知识。

今年是杨永才任人民陪审员的第12个年头了。在他的桌上常年摆着一本工作笔记，这是数十年的工作延续下来的习惯。每次开庭后，他都会将庭审的相关情况记录下来。

12年来，杨永才参与陪审各类案件4100余件，笔记已经记了四大本。除了日常参与陪审外，杨永才还与李之仁、李利芳一起担负起近三百名陪审员的管理工作。

每周工作五天，八点前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下午则要等到开完庭才能结束一天的工作，这就是三位“管理员”的退休生活。“不比没退休的时候干得少。”杨永才这样总结道。

记者采访时，恰逢周五下班时分。准备下班的杨永才用报纸将电脑显示屏和键盘小心地遮盖好，并且细心地关掉了饮水机的电源。这一幕，在年轻人的办公室很少会看到。

对于出庭的着装，老同志们也毫不马虎。每次开庭，李煜昌都会穿着正装，“一辈子都这样，习惯了。”

“老同志们”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庭审过程中，他们严格的时间观念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也在无形中教育和督促着其他人。

虽然由于年纪相对较大，老同志们都或多或少有些疾病，但他们大多都不会因为小病痛耽误原定的陪审日程。

李煜昌就曾经因为受凉导致半边脸麻痹，当时吃饭、生活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他上午做完针灸治疗，下午就坐到了陪审席上。而很多老同志都有腰部疾病，有时一次庭审就要开上一天之久，保持长时间的坐姿对他们来说着实不轻松。

“我们年轻人坐上一天都会觉得累，更别说老同志了。”董晓宇法官说。而老同志们则大多秉承着“要干就要干好”的理念，甚至曾有心脏搭桥手术刚刚康复就申请安排陪审的老同志。

“当时我们陪审员数量少，退休人员又是主力军。”李煜昌说，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会以陪审的需要为准。

考虑到老同志的身体、精力等原因，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年龄通常限制在65岁以下。这届陪审结束后，杨永才和李煜昌就将离开陪审员队伍。他们表示，陪审工作让他们接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既充实了自己的退休生活，也做了些有利于社会的事。”杨永才说。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 刘苏雅  插图 王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