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长县土窑洞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即便你没来过陕北，陕北也不会让你感到陌生。陕北人直爽、实在、热情，即便初次见面，也仿佛是你相识多年的老友。也许正是这毫无保留的性格，让“小米加步枪”创造的神话，在这片土地上实现。

如今，我们再提延安，她已不仅是炎黄文化的发祥地，更是根植全国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把心头的红色温情再次唤醒，带上好奇心，我们踏上了寻迹之旅，去寻找记忆中的陕北符号：窑洞、山丹丹花和白羊肚手巾。

回不去的老窑洞

从西安驱车前往延安，车程超过300公里。当我们沿着西延高速、包茂高速一路向北行驶时，树立在道路两侧的楼盘广告有所减少，沿途的风景换作了山坡上窑洞。“这儿有一个。看，那儿有一排！”那兴奋的感觉，就像发现了“文物”。在陕北腹地行进愈深，文化的厚重感也就越深切。

子长县瓦窑堡革命遗址纪念馆的老馆长，今年80岁的王志厚老人，向我道来了陕北人对窑洞的“原始记忆”。

在陕甘宁地区，有大片的黄土高原。这里山石很少，黄土层却极厚。山石少，意味着做砖、盖房不容易。然而，黄土质地柔韧，陕北人就创造性的凿洞而居。窑洞的历史流传了千年，在旧社会，农民一生的愿望就是挖几口窑洞。有了窑，才能娶妻，才算成家立业。

黄土高原一向是贫瘠的。挖窑洞非常辛苦，农民们只有在农闲时间才会瓦窑。黄土是一担担被取走的，农民们起早贪黑，把肩膀和手掌的磨出血泡来。一家人挖窑，老幼都不得闲，这辈人完不成，下代人就接着干。

9月的延安，天气仍然炎热，但是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圣地，游人们仍如织地涌向领导人住过的窑洞，他们争相合影，也深深地被窑洞里简陋的陈设所震动。标记着“毛泽东”故居的窑洞内，除了床和铺盖，只剩下书桌座椅和地图。战争年代，这里的居住条件恐怕更加恶劣。或许，也正是这样原始、粗陋、与自然为伴的生活环境，造就了陕北人普遍倔强、要强、迎难而上的性格。

今天的陕北，住窑洞已经彻底的成为了“过去时”。

任家山村，是我们到达的延安最为原始的村落之一，这里修建的窑洞数量比其他地方多出很多。依据修的建成本和难度不同，窑洞可分为土窑、接口窑、砖窑等几种。其中，土窑最为原始，它依山修建，类似洞穴。

61岁的村干部黄树华告诉我们，由于陕北郊区地势高，山顶风大、山脚潮湿，农民修建的土窑都位于距离地面近百米的山腰位置，上下山很不方便。指着那口废弃近三十年的土窑洞。黄树华说，虽然外人常说窑洞有“冬暖夏凉”的特点，“但真正住过的人知道，如果冬天不烧火炕，窑洞里冻得瘆人”。

然而现在，即便像任家山村这样落后的地方，保存完好的土窑，甚至砖窑、接口窑，就算空着，也没有人去住了。

杨家园则镇的镇长告诉我们，这二十年，老百姓都搬到山下，而且有意识地住到公路边。安全问题，也促使人们离开窑洞。延安市住建局，在去年撰写的文章中提到，因为陕北特殊的民情，大多数村落都靠山切坡，自发兴建。目前，还有一半以上的人住在山体或沟道中。由于窑洞建筑布局分散、规格各不相同，导致市政设施很难配套。

陕西的媒体同行告诉我们，2013年夏季，一场暴雨灾害导致山体窑洞房屋大量坍塌，很多窑洞变成危房。现在，延安大力推动住房改造工程，对老窑洞进行征收，给老百姓补偿，鼓励他们住到保障房里，已经有10万人彻底告别了“蜗居”生活。“淘汰窑洞是社会发展进程，回不去了”，这成了陕北人的共识。

那么，老窑洞会在陕北消失吗？恐怕又不会。大城市征地占地时，会把老住宅彻底拆除。但陕北老窑洞的命运，是等待大自然缓慢地侵蚀。志丹县县城的入口处，一条高速公路把新城和旧城区切分的非常明显。人们站在新建的高层住宅里，就可以俯瞰曾经住过的老窑洞。

老窑洞还在，但它已是老区发展过程中，一个日渐迟暮的符号。

为志丹大大守灵

1936年，陕北红军、陕甘边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刘志丹将军，意外地牺牲在指挥山西省三交镇的战斗中。同年，党中央为纪念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关键贡献，将他的故乡陕西省延安市保安县，永久地更名为志丹县。从此，这座老区县城，便烙上了难以磨灭的英雄符号。

“正月里来是新春，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着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现在，这首赞颂将军的陕北信天游，只有在志丹县的年长者口中，才能听到了。

志丹陵园，现坐落在志丹县城北的炮楼山上，那里安葬着刘志丹与夫人的尸骨。每年，前来陵园拜谒的群众数以十万计，但总有一位老龄老人拄着拐杖，在一旁安详地注视着。七十多年了，他始终生活在陵园附近，不曾离开半步。他就是志丹将军最后的“守陵人”：已经79岁的刘建斌。

陵园旁一条长着青苔的小巷，引领我们蜿蜒地爬上了炮楼山。在接近山顶的一间接口窑内，刘建斌正坐在贴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海报的客厅里，喝着浓茶。和刘志丹一样，他也有一张方形脸，和一双浓眉大眼。老人脸上的褶皱，极了黄土高坡上的道道沟壑。

刘建斌，是刘志丹将军的侄子。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在家中排行老大，刘建斌的父亲则在家中排行老三。所以，当旁人提起“志丹将军”时，刘建斌会骄傲地说，“那是我的志丹大大”。

每年清明节，或到了“大大”的忌日，刘建斌就会将家中珍藏的那副老镜框擦拭地锃亮。这张黑白照片里，“大大”穿着中山装，目光如炬。那一年他20岁初头，刚到黄埔军校报到，风华正茂。

刘志丹牺牲那年，刘建斌还没出生。而他脑中关于“大大”的全部“样样”，则来自家人和街坊的回忆。让刘建斌印象最深的，是“为了闹革命，‘大大’倔得很。”

和那些受到压迫，愤而起义的革命者不同，刘志丹出生在富裕人家。但乡亲的疾苦，旧社会的不公，还是激发了这位年轻人的革命之火。他带队起义后，年轻的二弟也加入了游击队。一家人里，出现了两个‘红匪’，还都在陕北闹得最凶，国民党军队找到刘志丹的父亲，让他把两个儿子叫回来，否则就要把“老头子扣下”。得到消息的刘志丹，让三弟赶紧带着家人逃往甘肃，找一口山窨子藏身。革命期间，“大大”、“二大”冲锋在抗争一线，刘建斌的父亲就守护着家眷的周全。

1935年末，刘家人东躲西藏的生活短暂稳定，但噩耗传来，刘志丹却中弹牺牲了。1940年，志丹县的炮楼山上，修建了志丹陵园。党中央把英雄的尸骨从瓦窑堡迁回故里，轰动了全村。那时，当地百姓摆出酒席庆祝，年仅两岁的刘建斌，趁大人不注意，爬到了“肉丸子”堆里，弄脏了衣服。那年，他第一次和“大大”相遇。

长大后的刘建斌，成了志丹县建筑队最早一批的工程师，甚至参与建设了县委大楼。刘建斌打心底佩服“大大”。而他能做的，就是带着父辈对他的嘱托，守在陵园旁，年复一年的为刘志丹祭扫、守灵。

从起初的居住在陵园内，到陵园扩建后，搬到炮楼山上，刘建斌一直守在这里。他的子女，有的在北京、有的在西安发展，子女们劝他，和我们到大城市的生活吧，但刘建斌不愿意，他就守在陵园旁，就要住在这间老窑洞里。这陵园，仿佛已成了刘家的“根”。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 张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