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马人》不仅是“老许要老婆”，背后还有更加残酷的问题

最近，1982年上映的电影《牧马人》在抖音、B站等视频平台意外走红，大量95后、00后刷着里面的经典台词——“老许，你要老婆不要？”，各种剪辑视频也纷纷出现，沉寂近四十年的老电影竟再次浮出水面，让人恍然隔世。

电影《牧马人》剧照

作者：黄西蒙

《牧马人》是谢晋导演根据张贤亮小说《灵与肉》改编的伤痕反思电影，极具时代特色，在今天来看，影片情节非常简单——改革开放初期，曾在西北草原劳动改造的男主角许灵均在北京见到了自己的资本家父亲，但他始终不忘在艰苦环境中生活的妻儿与乡亲。在他的回忆里，那些苦难岁月一幕幕涌现出来，但最让他感动的是，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从四川逃荒出来的女孩李秀芝与他结为夫妻，并没有对他这个“老右”产生偏见。在李秀芝的帮助下，许灵均不仅找到了美好的爱情与婚姻，还重新振作起来，成为一名老师。最终，他没有接受父亲带他去美国的好意，而是回到了那片陪伴他二十多年苦难岁月的土地上。

广大年轻网友喜欢的段落“老许初见秀芝”，正是全剧最动人的一幕。在极度简陋的破屋中，两个苦命人依偎相伴，共克时艰。当热心牧民“郭蹁子”跑来给许灵均介绍老婆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还有资格结婚，在那个特殊时期，被打成“老右”的人几乎丧失了一切的尊严。但影片的处理显然是理想化与浪漫化的，许灵均在村民眼中不只是个牧马的“老右”，也是个待人真诚、有礼有节的好人，甚至他的读书人身份，在“郭蹁子”等人眼中还是个优点，许灵均的命运由此迎来转机。

许灵均与李秀芝的结合简朴至极，却一往情深。在网络文化的发酵下，这个故事被年轻网民尤其是单身群体赋予了“爱情乌托邦”的形象。至于许灵均后来选择留在草原，也是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体现，是一种从苦难之海中挣脱而出的理想主义。张贤亮在给许灵均这个角色命名的时候，想到了屈原（屈原字灵均），老许既有屈原以来的中国传统文人的坚忍与情怀，也有很多张贤亮本人的影子。

张贤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普遍具有伤痕风与自叙体的特点，即便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其书写依然有大量关于两性、苦难、生死、信念等问题的严肃思考。张贤亮的小说主题有很强的趋同性，有不少都是“公子落难，美女陪伴”的模式（类似中国古代文人小说），又被赋予了革命/伤痕叙事的风格。不论是《灵与肉》里的许灵均与李秀芝，还是《绿化树》里的章永璘与马缨花，都是落魄的男子汉遇到了温柔善良的女孩的故事，而且通过美好女性的抚慰，男性角色重获生机，击碎了现实的屏障，最终逃出地牢般的世界。

这显然与张贤亮本人的特殊经历有关，也十分相似，张贤亮笔下的伤痕叙事，其实正是他自己完成精神救赎的过程。原本出身于书香门第大户人家的他，在青年时代因言获罪，见证了无数的苦难，直到平反后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才实现了命运的改变。而且，张贤亮的经历并非他个人独有，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有很多人与张贤亮有相似命运，也有无数读者为许灵均、章永璘的故事洒下热泪，既是感同身受的慰藉，也是走出历史跌宕后沉痛的反思。

许灵均的故事并不是简单的“爱情乌托邦”，年轻网民的解读固然具有当代的视角，却往往忽略了这背后更加残酷的问题。苦难本来没有价值，苦难让人转化成更强大的存在才会有价值，这大概是长辈最爱传授的观点。有人怀才不遇，有人历尽情殇，能将这些遭遇转化成追寻生活幸福的动力，绝非易事。而有一种苦难，是时代造就的，个人的命运毕竟无法躲开大环境的剧变。

在伤痕文艺中，这种苦难叙事十分常见，造就他们苦难的是时代的原因，将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依然是这些宏大的物象。像《牧马人》这样借助爱情（以及它后来变成的亲情）、美丽的大自然、朴实的劳动人民来唤醒人们内心温情、感动的叙述，正是当时知识界普遍的心理：虽有劫后余生的痛感，却并不愿抛弃这个充满苦难的国家。

通过这种思考，书写者获得了一种身份上的认同，实现了个人主体性的构建。张贤亮也好，许灵均也罢，他们实现命运改变的途径，依靠的就是这些元素。尽管其作品会被人批评“男权思想过重”“过于强调性压抑对人的摧残”，但他的书写，依然是带有些许理想化的色彩，甚至是文人的浪漫幻想。尤其是影片《牧马人》中，那个特殊岁月的混乱与斗争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民族、国家更深的认同和感情，是对新时期的向往和投身其中的愿景。

尽管今天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够真实的感情，但我深深理解那代知识分子的特殊感情。这种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曾经自己笃信不已的一些东西破灭了，正所谓“生活背叛了自己”；但是，当他们认为旧的时代已经终结，自己在新时期会被重新赋予话语权，这让他们回忆起苦难时，反推了内心的精神高贵，这些不幸反而成了自己面对新时期的自白书。

其实，这种心理不只体现在《牧马人》和张贤亮的文学世界里，正所谓“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的调子依然是伤痕文艺的主旋律。“把被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伤痕叙事中的知识分子们延续了之前的革命话语，看似是在解构革命话语，实际上是在开启一场新的话语权上的革命，只是这场由“归来”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学革命更有生活的强调，更有温情的叙述。

在看待个体命运遭到戕害的问题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隐忍和善良特质得以彰显，就像俄罗斯知识分子历经磨难后依然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土地和人民，许灵均们用日常生活的甘苦消解时代的阵痛，在“归来”后犹如新生，如果没有骨子里的家国情怀，这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归来”也必将只是怨恨、控诉。这种情绪反映在文艺作品里，自然也是纯净的、质朴的，怎能让人不感动呢？而这些复杂的情绪，也并非所谓的“老许要老婆”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