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3000年建城史、860年建都史,北京这座城,一直以其兼容并包的胸怀,向下延伸着自身气脉厚重的历史。如今的北京街头,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其实早在几百年前,这座城市就已经接待过他们的祖先——其中,就有我们所熟悉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宫廷画师郎世宁等等。他们的到来,为敦厚典雅的中国古代史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作者:张玉瑶

民国时的“洋市民”
1.古城不“保守”
晚清时期,许多第一批经历长途跋涉,从富庶、整洁的西方世界来到北京的欧美人士,对这座还处于前现代的、缺乏市政建设的城市留下的第一印象似乎并不怎么美好。他们看到的,是“没脚的灰尘、同样深的泥浆、闻起来像臭水沟味道的大街、喧闹的交通”(福兰阁《两个世界的回忆》),甚至发表议论说“众所周知,北京是世界上最脏、最难闻的城市”(苏珊·汤利《我的中国笔记本》)。
不过,尽管如此,尽管向来的生活方式迥异于中国人,多数来到北京的欧美人士依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适应北京的生活,甚至能生活得舒适惬意,以至说出“人们流着眼泪来到北京,又含着眼泪离开北京”、“没有地方像北京这样接近天堂”之类的话。李少兵在《北京的洋市民》一书中指出,究其原因,一方面,欧美人士在北京依然尽力保持着现代文明的西式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北京的社会经济生活也为他们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欧美社区处于中国城市的大环境中,和本土社区比邻而居,亦难免染上些老北京色彩。习惯也好,适应也好,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北京这座古老城市也呈现出了“中西合璧”的特色来。
1919年,正在美国访问的杜威夫妇在写给儿子的信中饶有兴致地说:“有一件事你一定很高兴知道,北京美国化程度已经到了我们每天至少吃一次冰淇淋,一次两大份,这很有帮助。”
事实上,不只是冰淇淋,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及其附近的王府井大街等地,一些常规的欧美设施或场所,如教堂、银行、商店、医院、俱乐部、宾馆、学校、西文报纸等,都一应俱全,满足维持各国公民在北京生活的需求。为了方便他们的采买,北京还出现了专给他们看的中英文互译的购物指南,而其中不少人在北京的住房标准、生活舒适度,甚至比他们在其本国的水平还要高。闹市日常生活以外,西山、八大处、北戴河等地,也成为了这些洋市民度假避暑的胜地,和他们在其国内的休闲风尚如出一辙。
这些新的城市风象,给当时的北京至少从外观和感官体验上带来了一丝改变。之前,一说起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国际化代表,往往被拉出来作为正负面范本的是更为时髦洋气的上海,甚或天津、青岛,相比之下,长久作为皇城的北京则似乎总是一副中规中矩、脚步迟缓的模样,显得有些“土气”。但李少兵认为,这是“量”和“质”的问题,上海是由租界发展来的拔地而起的现代城市,洋人洋物对其气质的影响天生非常明显,但通过研究民国北京社会,发现北京洋人对其的辐射力也并不小,亦能够树立起一个“现代文明的样板”。“总说北京‘保守’,但进入民国后不能够这么说了,多少狂飙突进的运动发生在北京,越来越多受到现代意识影响的新锐文化人涌现,城市的风范已经变了。”
从绝对人数和所占总人口比例来看,民国北京的“洋市民”群体和上海、天津比起来并不庞大,但来到国家政治文化中心(1928至1949年间迁都南京、重庆,北京更名北平,为国家文化中心),其中不少人都在各个行业有所建树,对北京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李少兵举例说,譬如北京当时有许多欧美人士办的教会学校,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堂等都在其列。尤其是作为北京大学现校址所在地的燕京大学,其优美的山山水水园林建筑,如此古典中国式的设计,竟出自一个美国设计师墨菲之手。“当时中外沟通顺畅,力度很大,民国在对外交流方面采取的是比较宽松的态度。”
2.现代化城市的助攻
《北京的洋市民》一书中,写到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中国过去并无汽车交通规则,北京汽车交规如“红灯停绿灯行”、汽车按马路交通指示牌行驶、汽车避让行人、不能酒后开车等都是先在东交民巷使馆区订立、实践,后施行于整个北京城区的。
“东交民巷使馆区我们过去都看作是负面的东西,但它毕竟是北京第一个现代化的社区,起到了示范作用,传统的北京街道连人行道都没有,后来其他城区才开始学。”李少兵说。1914年,北京市政公所成立,负责城市的总体规划和基础设施,北京市政管理才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除了道路建设、交通管理外,下水道建设、电力建设、公园等公共空间建设,都在使馆区的示范之下,一步步规范起来。
曾任荷兰公使的欧登科在其回忆录中曾对比了1894年的北京和1938年的北平。前者道路高低不平,路上尘土飞扬,偶尔可见一两辆三轮车,“找不到一丝欧洲的痕迹”,而后者“完全变了样子”,道路平整,秩序井然,汽车行驶其上,而路边都是西式建筑。李少兵在书中总结道:“晚清民国时期,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建立及其独立于北京市政管理之外,和北京市政的现代化,看起来是主题相悖的历史事实,但实际上,这两项历史事实却同为一个历史事件产生的结果。”
城市现代化的推进不仅体现在市政建设这类“硬件”层面上,还体现在不少“软件”层面上。从人口职业构成来看,居京的“洋市民”中,以工商业人士、教师、医生、公务人员等为最多,他们深深影响了北京的近代工商业、教育、医疗、慈善事业的发展。甚至在晚清时期,中国的海关、盐务、邮政都长期由欧美人士主导,这固然是一种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从客观上看,却使这些机构的效率有了保证,成为中国政府机构现代化的先行者。
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现代化”是被裹挟而下的,但李少兵认为,其中未尝不蕴含着主动性的选择。“中国近代史存在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救亡图存,有斗争,一条是现代化,也有融合,学习他们先进的东西。现在国家能走到这一步,这的确发挥了作用。”
“我们以往有点以偏概全,说起洋人都是八国联军之类,面孔很固化,但这不完全是历史的全貌。洋人中不光是政治军事人员,也有很多是普通职业者。不远万里来到异国生活,他们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担心人身财产安全不保,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和本地人搞好关系,相互关注,这样也有利于工作事业,这也是人之常情。”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生成了一部属于他们的“社会生活史”。李少兵说,尽管1928年后首都南迁,但北京还能保持国家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和各行各业的“洋市民”们在其中发挥作用分不开。
3.文化传统的热情保护者
随着北京现代市政建设的发展,置于西式柏油路和建筑群中的城墙、门楼等传统建筑突然显得格格不入,阻碍交通。其背后,也存在一重意识形态的变换:由晚清入民国,一层层密闭封锁的紫禁城、皇城、内城,被认为是专制保守的象征,于是处处拆毁古建筑,尤其是皇城的城墙、城门几乎全被拆除,皇城和内城渐渐融为一体。
北京应当以何种风貌出现于世界城市之林,应当如何在市政建设中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外人士争议不断。令人惊讶的是一些“洋市民”的举动,他们久居北京,和这座美丽的古城产生了感情,传统建筑遭破坏的消息常使得他们痛心疾首,纷纷撰文抨击、呼吁保留。
1928年首都南迁,北京丧失了由中央政治权力附带而来的大量资源,不得不求诸自身的区域资源来获得生存和发展。也是在这时,北京市政当局采取众议,下令停止拆毁古建,修缮文物古迹,将北京(北平)重新定位为一个文化旅游城市。籍此,尽管早期有一些破坏,但从1928年至1949年,北京依然基本保留了传统城市规划原貌,成为一件为中外游览者啧啧称奇的瑰丽艺术品。李少兵认为,“洋市民”们对于北京古城传统风貌的珍爱与保护,不应刻板地局限于西方观视东方的猎奇视角去看待。“文化史是跨国界的,这些人的文化程度都很高,意识到北京和巴黎、伦敦、柏林等名城一样,都是世界著名文化都市,是城市建设的一个瑰宝,是人类建筑的共同宝贵财富。他们本身对于文化传统就非常重视,所以会尽最大努力去呼吁,去奔走。”
北京史研究的春天
张玉瑶

《北京的洋市民》乍读起来感觉很“硬”,其充沛的史料和数据,将人不通过任何软性的表达而直接送往历史现场。李少兵说,这些年来,为做这个课题,他们查遍了能找到的所有和“洋市民”有关的原始档案。“人口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基础,在这之前都没有系统的整理,而我们进行了系统整理。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不是特别满意,希望再能从海内外找点资料补充一下。”
他告诉记者说,这本书只是个开端,厘清了史料,初步建立起一个研究框架体系,还想写第二部,以专题的形式来具体研究一些以“市民社会”为中心的问题。“‘洋市民’算不算市民?算不算北京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如果算的话,它对于整个市民社会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现在有些文章还是用欧洲、美国来套中国社会,这样其实不准确,因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和巴黎、纽约不一样,生搬硬套不科学,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理论。我想在第二部里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还需要挖掘更多史料,将议论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李少兵将这种内容范式的研究划定在“社会生活史”中,还原当时历史现场,这之于北京近现代史的研究,尚属于比较空白的领域。城市史研究是这些年的热门,但相比起由海外学者极早推动,业已成果累累、屡见不鲜的上海史研究来说,北京史研究,尤其是民国北京史研究还显得很薄弱。目前人们所多见的,还停留在一些戏说、道听途说之上。“北京研究的学术专著太少了,很多都是空白。而戏说太多了,但那些史料性很差,根本没办法用。”李少兵说,他们想做的,就是这样一些纯学术型的东西,为历史中的北京填补一块块空白。
《北京的洋市民》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民国北京史”系列中的一本,该系列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主编,第一批共推出五种,除了“洋市民“外,还有另外四本,分别涉及民国北京的婢女问题、城市犯罪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等。这也是国内第一套以“民国北京史”为主题推出的历史学丛书。关于这套书的史学使命,黄兴涛在序言中写道:“今天的首都北京,正是从民国发展而来。首都建设和发展政策的制定,离不开对民国北京史的参考与借鉴。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以多维的眼光重新审视民国北京的发展历程。”
“仅仅是开始,还有许多不足,还有许多研究空白,就接着做。”李少兵说,这些年里,他和他的学生们一直在做相关工作(这套丛书中另三本的作者也是其博士),有许多好的选题等待“时机成熟时”面世。随着这套书的付梓,他觉得,种种学术壁垒打破,北京研究的春天已经到了。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