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山

康有为

谭良（1875——1931）是广东顺德人，生于官宦之家，是康有为的弟子，康有为逃到美国后，曾任谭为洛杉矶地区保皇会分会长，可见对其信任非常。

然而，在1908年3月13日给梁启超的信中，康有为写道：“若谭贼真敢恃出名相争，必将布告，合全美各埠攻之。并在内地抄其家，岂有全会公款而可以一人窃据者乎。”
康有为前后态度为何落差如此之大？其实说白了，还不都是钱闹的。

梁启超涮了孙中山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域多利（今译维多利亚城）成立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保皇会，涉足商海。一时“从者响应，杂沓鳞萃，闻风并起”，清政府闻讯悬赏10万要康有为的人头，孙中山说其价“三倍于我”。

康有为原本有“以商立国”的思想，他曾建议光绪皇帝说：“凡一统之世，以农立国。”“并争之世，以商立国。”“古之灭国以兵……今之灭国以商”。俨然行家里手，但正如大力保举过康的张荫桓所说：“（康有为）屡言谋国自强，而中外形势惜未透辟。”

公司初期重在向各处华侨募捐，南洋富商邱菽园一人便捐了20万，此外梁启超在夏威夷搞到了八九万。

梁启超能成功，因他与孙中山在日本往来甚密，梁多次表示要说服康有为退休去搞学问，保皇会转向革命。为表示诚意，孙中山在梁启超启程赴夏威夷（夏威夷是兴中会的发源地，且是该会捐款的重要来源地）前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梁去见自己的哥哥孙眉，所以梁启超在夏威夷受到热烈欢迎，甚至孙眉都加入了保皇会。

然而，康有为并未退休，保皇会亦未转向革命，倒是梁启超遭康殴打后，又转向反对革命。

兴中会认为梁启超“欺人实甚”，“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秆（指康有为）尤毒，梁酋（指梁启超）之计狡矣……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

军事准备犹如儿戏

1900年，康有为从华侨捐款中陆续拿出约10万元交给唐才常，让他趁义和团兴起之机，回湖南发动武装起义。可没想到唐财务混乱，从不报账，把许多钱“花在上海的妓院和赌窟里去了”，康有为曾生气地说：“半年不报（帐），深可骇异。开一剃头铺，当有铺章，安有如许大事而绝无章法如是乎？”

其实，唐才常所谓的“自立军”都靠拉拢哥老会成员组成，这些人纪律极差，使原本绝密的起义计划“实际已成为公开至秘密”，唐才常自己也十分粗疏，边剃头边和同伙讨论起义计划，结果剃头匠报官，唐等人被捕就义。

康有为写信给邱菽园辩解道：“名出二三十万，而存款常乏，皆有饷无现款，皆应急而发……后者未足，前者已尽，故空费极多。”但邱菽园还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表示与康有为断交。

康有为还曾与美国人荷马李往来，并假借光绪的名义封他为“大将军”，并发给清朝“将军服”。荷马李是个罗锅，时年仅24岁，自称军事奇才，康有为派他到广州训练一支由苦力组成的军队。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荷马李带兵北上，他这支奇怪的部队引起新闻界的轰动，他主动请缨，带兵去追击慈禧，结果被清军击溃，荷马李逃回美国，组织军校，为偷渡到美国的中国人提供军事训练，后荷马李转投孙中山，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任命为首席军事顾问。

康有为无法重用荷马李，因“饷薄难供养”“我力未厚，顷难即用之，须少待耳”。

好大喜功赔上血本

1903年，康有为成立中国商务公司，正式开始经商，打算“以千万元公司复祖国”。

中国商务公司初期运转顺利，梁启超赴美募捐竟达70余万元，康有为的大弟子徐勤则估计公司总共能筹集到150万元以上。

然而，康有为摊子铺得太大，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等地设立分公司，还开办了一系列的公司，如：香港的公益客栈、华益公司、中华酒店、徐闻公司、渔票公司；墨西哥的华墨银行、电车公司、轮船公司；美国的华美银行、芝加哥琼彩楼餐馆、纽约中美公司；日本的横滨译书局；以及上海广智书局、琼州银号等，另有庇能公司、新开美公司、米绞公司等。

1905年，康有为在墨西哥炒地，获利不少，得知墨西哥政府为鼓励银行业，规定谁投资即可返3倍纸币，换言之，投20万元马上就可拿到60万元，康有为投入100万元，并让自己的弟子谭良任代理总办人。

为了投资，康有为东挪西借，以致“为商务事累几呕血”“遂以生肝疾，起头痛”。

康有为如此拼命，因他想向墨西哥大量移民，以实现“弱吾民迁往，可以为新中国”的理想，为此还见了墨西哥当时的总统迪亚斯，据康自记，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康说：“吾今日见世界大英雄至喜。”迪亚斯答：“吾见中国维新者至喜。”

没想到，1911年墨西哥内乱，大量华人被杀，康有为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他在墨西哥还投了铁路、电车等项目，可未如期开通，所购之地被政府收回充公，康有为损失惨重。

一本书揭了康门矛盾的盖子

为了在墨西哥办银行，康有为四处找钱，于是想到了琼彩楼。

琼彩楼是康有为让弟子谭良办的一家酒楼，投入了1万多美元，可不久又从账上借走5000美元，此后康有为的哥哥、亲信也曾投资并借款，因经手人太多，账目混乱。康有为急于用钱，突然想到琼彩楼还从没上交过利润，而谭良亦满腹怨言，觉得自己管理的只是个提款机，出入如此无序，怎么可能盈利？

1908年，在结算上一年的账目时，康有为发现短了2.4万元，认为被谭“侵吞”，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段恶骂，康有为随即派陈继俨、林兆生去“全权整顿一切”，整顿完成后，又让汤铭三代理主事，谭良不甘心被架空，1909年1月，他公开出版了《征信录》。

在书中，谭良将他和康有为关于琼彩楼的信件全部公之于众，称康“言不由衷”，爱耍“唾骂之惯技”，希望“勿轻听谗人之言，以叛离其亲众，失知人之哲”。所谓“谗人”，指的是徐勤，因为徐远在日本，却写信力挺康有为，谭良写道：“十年患难与共之人，无一不凶终隙末，甚或恩将仇报，诸君试思之，可为寒心也。”

《征信录》将康门内部矛盾公开化，而此时康有为正与弟子欧榘甲闹得不亦乐乎，谭良的这本书将保皇会推向“十年以来未有之变局”。

康有为的外甥游师尹写信给康有为说：“如朝廷有好消息，必须报此阴谋。”

一言不合就杀人

欧榘甲曾任《时务报》主笔，“日与高才生发明救国大义，批削文义，动辄千数百言”，王国维、蔡锷曾以他为师。后来欧著《新广东》，该书风靡一时，因主张革命被康有为视为“离经叛道，应逐出门墙”。后欧榘甲向康有为借钱捐道台，康没给，欧“怨叛大生”。

1908年，欧榘甲联手清廷亲保皇派的官员刘士骥办了振华公司，并打着保皇会的名义在海外募得侨资300万元（一说100万元）。

康有为天真地以为振华公司也是保皇会的公产，特意拨了7千元帮其招股，徐勤甚至说：“日本大隈伯进步党之所构成，全由三菱公司为之后，今之振华公司，勤欲谓为吾党只三菱也。”徐勤还要求欧榘甲将振华公司十分之一的利润上交。

融资成功后，刘士骥翻脸不认人，并警告康有为说：“挺而走险，未知鹿死谁手。”

1909年5月，8名刺客进入刘士骥在广州的寓所中，刘身中7刀而死。

案发2个月后，凶手之一骆木宝被抓获，他称是《香港商报》股东何其武因与刘士骥有杀父之仇，故以300金雇自己杀人。何其武的妹妹何蕙珍曾任梁启超的英文翻译，曾向梁示爱，后又给徐勤当翻译。

保皇党则称，骆木宝是欧榘甲的心腹，欧正密谋起义，怕身为清廷官员的刘士骥走漏风声，所以灭口。此说虽活灵活现，却漏洞百出，反而证明了康有为与此事有关。

康有为对欧榘甲深恶痛绝，曾说“虽食欧榘甲之肉，其何补乎”，而欧榘甲则说“康梁历年以来，假商会之名，敛财屡矣”。

制度比圣人更靠谱

经历这番变故，保皇会不仅在财务上破产，在政治上亦破产，笼罩在康有为头上的神圣光环从此黯淡，可谓名利双失。

问题的关键出在康有为身上，他以圣人自诩，大搞人治，不知如何用制度管人，结果取予由己，全凭感觉，动辄“乱发电、乱派人、乱发函各埠”。徐勤曾劝康有为“勿乱提款”“乱提必败”，但保皇会组织松散，“号令杂出，呼应不灵”，有好想法也贯彻不了。

康有为个性有多疑、偏狭的一面，1902年，康有为被困在印度，梁启超忙派人给他汇款1800元，可没写清汇款人地址，让康有为怀疑梁启超迟迟不肯掏钱，此事让梁极为灰心，“终日沉溺麻鸟、诗钟（限一炷香功夫吟成一联或多联，香尽鸣钟，所以叫做诗钟）”，对《新民丛报》不再上心，导致发行量暴跌。康梁关系自此出现裂痕，终至师徒分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本想从中捞一票，却有心无力，他叹息道：“不名一钱久矣，并借贷之路，亦殆绝，节衣缩食，绝粮且时时而有，今将广智机器拍卖，妇女首饰尽行典当，曾不能供来往川资及电报费，吾党内情如此，复何一事之能办者。”

可见，康圣人在海外发了横财的说法，并无根据。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